烹饪是一门综合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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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广州的大北直街（今解放北路）有一条百灵街，街内有一座药王庙，即今广州市总工会会址里。药王庙以东不远，有一座房子，门檐下临街靠西的角，有一间木做的小亭子，阔1米多，深不足1米，里面有张案桌放了砧板挂钩，跟今天马路边烧卤摊档的亭子相似，亭子左边挂了一块小木牌。上曰“姑苏生记”。大概是这房子主人周桂笙所写。周桂笙，晚清时当过知县，辛亥以后，没得官做了，流寓在广州，但大家还习惯称呼他为“周太爷”。

    姑苏生记就是他家摆卖熏鸡的小档口，由周太爷家的妾婢仆妇们经营。他们所做的熏鸡，都是农家饲养的本地鸡项，大约1000克重，没有下过蛋的。将鸡当洗干净后，用盐、老抽、绍酒加上姜片、糖、椒、八角，把鸡腌约1小时，放在油锅里煎得金黄，再放在瓦煲里，用原来腌鸡的绍酒酱油等（可加一些水），将鸡煮一煮，不太熟，便捞起了晾干。然后熏鸡，把香片茶叶、米、片糖炒匀，也可加一点水，在锅里烧焦了，发出褐黄的烟，煮得刚熟的鸡架放在锅里，紧紧用盖盖上，让黄烟把鸡熏得全身褐黄色。周家制售的熏鸡被称为“太爷鸡”，可能还是对这位周太爷有点钦佩之意。1936年，长堤六国饭店以“驰名太爷鸡”为号召，挂了很大的霓虹招牌，实则制作中已有点变化。今天市上制售的太爷鸡，亦已不是江浙人所喜的那种烟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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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绍圣年间，苏东坡被贬在海南岛詹县。当地有一位卖环饼的老妪，她的手艺好，环饼质量高，可是，因为店铺僻，不为人知，生意一直不好。

    老妪得知苏东坡是著名文学家，就请他为店铺作诗。苏东坡怜悯她生贫苦，环饼手艺又委实不错，就挥笔写下一首七绝：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

    寥寥28字，勾画出环饼匀细、色鲜、酥脆的特点和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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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菜中有一道名菜叫做“鱼头豆腐”，它的来历据传也是来自那位乾隆下江南的趣话：

    乾隆微服出访到吴山，半山腰逢大雨，淋成落汤鸡。他饥饿交加，便走进一独居人家找一些食品充饥。屋主王润兴是一个经营小吃的小贩，见来人如此模样，顿生同情心，可是家穷四壁，便把没卖出去的一个鱼头和一块豆腐加一些味料放进一个破砂锅中炖好给乾隆吃。这时的乾隆便觉得这菜比宫殿中的山珍海味还好吃。

    乾隆再次到吴山，他没忘记这位王小贩，又去这间破屋子，对王说：你手艺这么好怎不开一个饭铺，王说：我自个都吃不饱那有钱开店。乾隆就赏赐他五百两银子，还提笔写下“皇饭儿”三个大字，落笔竟是“乾隆”二字。王润兴这才知道他遇上了当今皇帝，惊得长跪不起。这是一个好心有好报的动人故事。

    从此，王润兴便把乾隆御笔“皇饭儿”挂在中堂，专营鱼头炖豆腐。

    “鱼头炖豆腐”在几代人的不断改进下，如今已是很有名气的菜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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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两千多年前，法国香槟地区就开始种植葡萄和酿制葡萄酒了。１６６８年，该地区奥维利修道院担任管家修士的丹.佩里农，立志酿造出甘甜可口的葡萄酒。他把各种灰葡萄酒互相掺拌，用软木塞密封后放进酒窖。第二年春天，当他把那些酒瓶取出时，发现瓶内酒色清澈，明亮诱人。一摇酒瓶“砰”一声巨响，他吓了一跳，瓶塞也不翼而飞，酒喷出了瓶口，芳香四溢。大家争着品尝新酒，把这种酒称为“爆塞酒”、“魔鬼酒”。后来，人们用产地的名字把它命名为香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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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皇即位之后，渐渐冷落原来患难之妻王皇后，有一天，王皇后对唐明皇说：“三郎，你忘了当年我脱下新做的紫色背心换了一斗面，为你做汤饼过生日的事吗？”这故事反映了唐代人过生日是吃“汤饼”的。汤饼又叫做“水引”，也就是汤面，可见过生日吃汤面的习俗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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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马奶酒和西藏青稞酒都是具有浓郁民族风味的两种酒。马奶一次挤不出多少，一天却能够挤上六七次奶。乳糖发酵成的马奶子酒是一种粘状雪白的液体，喝起来有酸头，酒精度只有二度左右，在草原上喝多了也不至于骑不了马。马奶酒的酿造过程是，初夏，将新鲜马奶灌进马皮缝制的囊中，不停地摇动一段时间，然后放入酒酵母，置于保温处让其发酵，待到喷散酒香并呈半透明状液体时即可饮用。马奶酒是哈萨克、克尔克孜等族人夏季招待客人的消暑饮料，清凉适口，沁人心脾。诗人许有壬形容马奶酒：“味似融甘露，香疑酿醴泉。”清代肖雄说它“其性温补，久饮不间，能返少颜”草原上的食物中除了肉类以外，大部分营养都来自这种马奶酒。传统的蒙医将马奶酒用于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肠胃病，有意想不到的疗效。喝马奶酒还有助于消化。在北京，由于新疆菜的流行，终于也有机会能喝到马奶和马奶酒了。西藏青稞酒是一种度数很低的酒，藏族男女老少皆喜欢喝，是喜庆节日必备的饮料。青稞酒制作简单，先将青稞洗净煮熟，待温度稍降便加上酒曲，用陶罐或木桶装好封闭，让其发酵，两三天后再加入清水盖好盖子放一二天，便成了青稞酒。青稞酒度数在１５度至２０度，清芬可口，香气袭人。按照藏族的习俗和礼节，主人敬酒时客人必须先喝三口，再满杯喝干，叫做“三口一干”，才合礼数。然后根据个人的酒量斟饮。主人敬酒时会边跳舞边唱敬酒歌，主人唱完歌时客人应把满杯的酒喝干。如果主人歌已唱完而客人未能及时喝干杯中的酒，热情的主人就会请客人再加饮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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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是一种把面粉加水和其它辅助原料等调匀，发酵后烤制而成的食品。早在1万多年前，西亚一带的古代民族就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那时是利用石板将谷物碾压成粉，与水调和后在烧热的石板上烘烤。这就是面包的起源，但它还是未发酵的“死面”，也许叫做“烤饼”更为合适。大约与此同时，北美的古代印地安人也用橡实和某些植物的籽实磨粉制作“烤饼”。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古埃及人最先掌握了制作发酵面包的技术。最初的发酵方法可能是偶然发现的：和好的面团在温暖处放久了，受到空气中酵母菌的侵入，导致发酵、膨胀、变酸，再经烤制便得到了远比“烤饼”松软的一种新面食，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面包。古埃及的面包师最初是用酸面团发酵，后来改进为使用经过培养的酵母。
    现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面包坊诞生于公元前2500多年前的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大迁徙，将面包制作技术带出了埃及。至今，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时，仍制作一种那里叫做“马佐（matzo）”的膨胀饼状面包，以纪念犹太人从埃及出走。公元2世纪末，罗马的面包师行会统一了制作面包的技术和酵母菌种。他们经过实践比较，选用酿酒的酵母液作为标准酵母。
    在古代漫长的岁月里，白面包是上层权贵们的奢侈品，普通大众只能以裸麦制作的黑面包为食。直到19世纪，面粉加工机械得到很大发展，小麦品种也得到改良，面包才变的软滑洁白了。
    今天的面包大多数是由工厂的自动化生产线生产的。由于在面粉的精加工研磨过程中维生素损失较多，所以美国等国家在生产面包时经常添加维生素、矿物质等。另外，近年来不少人认为保留麸皮和麦芽对健康更有好处，因此粗面包又再度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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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全国穆斯林人口普遍增加，分布广泛，真正体现了“回回遍全国”的完全意义。至道光年间，全国回族穆斯林人口已达200余万，尤以西南、西北各省分布最广。早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的奏折中就以陕西回族的情况为例：“查陕省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共有七座。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及从事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及曾任武职、大小员弁及当兵科举者。”人口不断壮大的穆斯林，在西北及其他回族聚居的城乡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清真饮食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

　　清代从事清真餐饮业的穆斯林已经十分普遍，可以说全国各地穆斯林较集中的地方，都有清真餐馆。较著名的有创办于清初的山西太原的清和元、安徽安庆方顺兴筵席馆，创办于乾隆年间的陕西西安辇止坡老童家羊肉店，创办于嘉庆年间的辽宁沈阳马家烧麦馆、河北保定马家老鸡铺，创办于同治年间的湖北老河口市马悦珍餐馆、河南开封马豫兴鸡鸭店，创办于光绪年间的江苏南京蒋有记餐馆、湖南长沙李合盛餐馆，天津白记饺子馆、北京东来顺羊肉馆，还有创办于清末的西安老孙家牛羊肉泡馍馆，等等。这些清真餐馆分布地区广泛，经营方法灵活，在清代全国餐饮业中颇有影响，深受各族人民欢迎。如西安辇止坡老童家的腊羊肉，色鲜味香，肉质酥松，畅销二百余年。保定马家老鸡铺的卤煮鸡，以醇香可口闻名，清末民初时期的达官贵人多前去品尝。马豫兴做的熟鸡，选料考究，制作精细，色泽杏黄，状若桶形，食之肥而不腻。乾隆年间陕西渭南还出了一个穆斯林巨商赵钧瑞，他长期寓居叶尔羌、阿克苏从事商业活动，开了很餐馆、旅店，拥有200多头骆驼、骡马。

　　清代天津的清真菜也很驰名。明朝覆灭后，宫中一些穆斯林御厨流入天津，丰富了清真菜品，促进了天津清真菜的发展。康熙十下江南，乾隆六下江南，都曾多次驻跸天津，对天津清真菜非常赞赏。乾隆还曾赐给厨师黄马褂和五品顶戴花翎，并将品尝后的清真菜“烧目鱼条”赐名“官烧目鱼”。从咸丰到光绪年间，天津先后开设了不少清真餐馆，有北大关的恩德元，侯家后的恩德厚，东兴街的恩元合，红桥的仁记恒等，他们以爆、炒、溜、炖、烩、独、烧等烹饪技法擅长，主要菜品有３００余种，例如清炖牛肉、油爆肚仁、芫爆散旦、清炒虾仁、炖牛舌尾等；另外还有高档清真餐馆，规模较大，店堂讲究幽雅，菜品也考究。既能做全羊大菜（全羊席），也能烹制河海两鲜，兼营烤鸭和爆烤菜、涮羊肉、凉菜和四季风味面点，店堂外悬招牌是“包办教席、全羊大菜”，主要菜品有：八鱼翅、一品宫燕、烧大乌参、红烧鱼唇、两色广肚、红烧干贝、清蒸原桶鲍鱼，海炖鱼信等数百款，全羊大菜１２０余种配成丰盛筵席。

　　清宫御膳，特别是乾隆以后的宫廷御膳，是历代朝廷中最为丰盛的，其中的清真饮食也是规格最高的。为什么清宫里有如此丰富的清真饮食呢？原因有二：一是乾隆时期（1736－1795）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乾隆是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的第四代皇帝，国家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培植芟（shān）理，政权趋于巩固，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宫廷御膳中的筵席规模之大和烹调技术水平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乾隆执政时，出于政治需要和游乐享受的双重目的，经常巡游各地。所到之处，都要寻求天下美味，一时宫廷膳事盛况空前。这些民间肴馔中，不乏清真菜点小吃。很多民间清真小吃被引入宫中，经过口味调整和烹制再加工，成为宫廷名吃，然后又流行于市，有力地推动了民间地方小吃的发展。二是乾隆最宠爱的香妃是一个穆斯林。香妃是维吾尔族，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香妃因家族有功而被召进京，时年26岁。随同进京而住在宫外的还有香妃的哥哥、叔叔、侄子等一些亲属。香妃进宫后，备受乾隆皇帝的宠爱，不久就由贵人升为嫔，继而又晋升为容妃。乾隆皇帝十分尊重香妃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专门在宫中配备了一名叫努伊玛特的维吾尔族厨师为香妃做饭。香妃最爱吃的家乡饭有“谷伦杞”（抓饭）、“滴非雅则”（洋葱炒的菜）等。据清宫御膳谱载：“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勤政殿进早膳，用折叠膳桌摆油香一品（赏容妃）。”大家知道，油香是伊斯兰教传统食品，香妃喜欢吃，就命御膳房制作，逐成为宫廷御点。香妃深得乾隆宠爱，在宫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当她还是贵人的时候，皇帝赐给她的新疆哈密瓜等贡品就比一般妃嫔为多。皇帝赐给她的御膳也都是清真的羊肉、鸡、鸭和素菜等。乾隆皇帝南巡苏州、杭州，东巡泰山、曲阜，香妃都是随侍在则的除皇后外的几个妃嫔之一。他们所到之处，都要寻求清真饮食美味，这样从客观上促使了当地清真饮食的发展和繁荣。

　　清真宴席全羊席是继满汉全席之后的宫廷大宴席之一，为宫廷招待穆斯林客人的最高档次宴席。全羊席是用整个羊的各个不同部位，烹制出各种不同品名、不同口味的菜肴。也就是说，从头至脚，每一处都能做出一个菜。例如羊耳朵，可分上、中、下三段，三处可做出三样不同的菜肴：羊耳尖可做“迎风扇”，羊耳中段可做“双凤翠”，羊耳根可做“龙门角”等等，品种五花八门，名称各有千秋。而且从头至尾，在所有的菜名中不露一个“羊”字，全都以美丽、生动、形象的别名代之。全羊席的餐室很注重伊斯兰特色，桌布要用蓝色，还要用白布缝上“清真”二字。另外，清宫中的很多清真菜肴，现在仍为清真饭店所保留，例如：它似蜜、桂花羊肉、葱爆羊肉、芝麻里脊、炸牛排、锅烧鸡、盐爆散丹等。还有一大批宫廷清真小吃在民间流传，如凉糕、撒糕、切糕、甑儿糕、芙蓉糕、蜂糕等。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失败后，使西北清真饮食业受到极大的破坏。整个陕西仅有西安城内的清真餐馆和流动商贩尚有一些生息。西安穆斯林擅长小吃制作，特别以烹制牛羊肉泡馍、腊牛羊肉而名闻全国。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清真饮食风味，且以用料考究，制作精细，甜咸荤素，品种众多，为全国清真小吃之冠。

　　清末到民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清真菜在北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推广。当时先后在前门外开设的羊肉馆有：元兴堂、又一村、两益轩、同和轩、同益轩、西域馆、西圣馆、庆宴楼、萃芳园、畅悦楼、又一顺、同居馆（馅饼周）、东恩园居（穆家寨炒疙瘩）等。在长安街的有西来顺，在中山公园的有瑞珍厚，在长安市场的有东来顺。清真馆过去不讲究汤水，调味偏重，用芡过多。到此时则吸收了一些山东及江南烹调的基本方法，用牛肉和鸡鸭吊汤，力求原汁原味，纯正不膻。口味的浓厚清淡，因菜而异，形成了北京清真菜的特殊风味。

　　这个时期，天津清真菜也发展到鼎盛时期，陆续出现了经营高档清真菜的“十二楼”，如永无德、庆兴楼、鸿宾楼、会芳楼、会宾楼、迎宾楼、同庆楼、大观楼、宾宴楼、燕春楼、畅宾楼、富贵楼和又一春等。天津清真餐饮业还向兄弟地区输送大批烹饪人才。创建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的鸿宾楼１９５５年整体迁至北京，成为北京最大的天津清真风味饭庄。此外还先后派出多批穆斯林厨师支援太原、石家庄、兰州、东北等地。

　　民国时期，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成熟的清真饮食市场。在江南重镇南京，30年代曾有人作过调查。当时，南京约有穆斯林3万人，其中从事饮食业就有近万人。在河南开封，30年代鼓楼一条街有穆斯林开设的店铺33家，其中餐馆就占21家，这里的清真小吃品种繁多，口味鲜美，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在西南穆斯林聚居地昆明，经营餐饮业的也占很大比重。在黑龙江、海南岛、西藏等，都有品种丰富的清真饮食市场。西安的清真餐饮业仍以小吃为主，先后开业的有天锡楼、同盛祥、一间楼、义祥楼、清雅斋、白云章、益华楼、鼎兴春等，大多数都经营牛羊肉泡馍，只有清雅斋主营河北风味炒菜、白云章经营河北风味水饺。除上述固定餐馆的坐商外，还有大量的流动商贩，出售清真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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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北部的丰县是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地，故称汉乡。在这里流传着两款风味独特的食品，一是“水煎包”，二是“帝王粥”，据说这两款食品都和汉高祖刘邦有关系。

    相传两千多年前，刘邦与其母被秦兵追杀，逃至丰县东城时已是黄昏时分。当时母子二人又饥又渴，恰好遇到一家包子铺正欲收幌关门，其母便向店主讨食。店主见二人可怜，就把烧汤剩下的粉丝剁细，再加入调料做成包子，随后又把包子放入平底锅中煎熟，并且用豆面、小米面混在一起熬成粥，让母子二人食用。

    刘邦与母亲食后顿觉精神倍爽，并得以顺利逃至沛县，免遭劫难。后来刘邦登基做了皇帝，其母却仍然念念不忘那顿救命饭。于是，刘邦特意从家乡请来了当年丰县开包子铺的那一家人，将他们迁至长安新丰宫（今临潼骊山新丰宫），圆了其母想吃水煎包与面粥的心愿。

    如今，在江苏丰县和沛县仍然保留着吃水煎包、喝面粥这一汉代遗风，而且那粥也被称为“帝王粥”。下面便介绍这两款食品的制法。

水煎包

    原料：面粉５５０克，精羊肉５００克，红芋粉丝１５０克，姜末１５克，葱末３０克，精盐、胡椒粉、料酒、味精、鲜汤、色拉油各适量，酵母粉或老面少许

制法：
    １、将５００克面粉加酵母粉及适量清水和匀，做成水调面团，略饧后搓条下剂，制成包子皮；另将５０克面粉加清水调成稀面糊；精羊肉和粉丝均剁细，加入姜末、葱末、精盐、胡椒粉、料酒、味精及适量鲜汤和匀，做成馅料。
    ２、将馅料逐一包入包子皮中，收拢捏上褶皱即成水煎包生坯。
    ３、平底煎锅置火上，放入少许色拉油烧热，把水煎包生坯排入锅中，用小火慢慢煎制，边煎还要边淋入色拉油及稀面糊，煎至两面色泽金黄且外表酥脆时，起锅装盘即成。
    特点：外皮香脆，馅料鲜美。

帝王粥

    原料：黄豆５００克，小米５００克

制法：
    １、将黄豆、小米分别淘洗净，再分别用清水泡涨，然后分别用豆浆机磨成浆。
    ２、先把豆浆倒入锅中，烧沸后再加入小米浆，而且边加还要边搅动，加完后继续煮至熟，起锅盛入碗中，即可食用。
    特点：粥白似膏，香味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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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江南第一汤”之美誉的苏州鲅肺汤，是江南一带饭店的一款名肴。多少年来，它以独特的风味赢得了历代美食家的赞赏。129年，于右任先生偕友人去苏州旅游，在旅途中的石家饭店就餐时品尝到了鲅肺汤，汤味之鲜香使于先生禁不住即席赋诗一首：“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尤堪记，多谢石家鲅肺汤。”并手书“名满江南”横幅赠石家饭店。此后，鲅肺汤之美名便不胫而走誉满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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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常常到深山去采药。有一次，他遇到一位鹤发童颜的采药老人，就和这老人攀谈起来。原来，这老人是隐居这深山里的老隐士，虽年过百岁，却眼不花、耳不聋，身体非常健康。

　　当李时珍问他有啥养身延寿之道时，老人指了指竹篓里的木耳和胡萝卜说：“喏，就是常常吃这胡萝卜烩木耳。”

　　老隐士的话给了李时珍很大的启示，回到家后，他反复实验得知，经常食用胡萝卜烩木耳对人的健康非常有益。特别有益人的肝脏健康。于是，他就把这一食疗方法介绍给了乡亲们。

　　制法一：将20克木耳、20克胡萝卜、1片生姜剁成碎片。将木耳和50毫升油同炒，再加胡萝卜、生姜并炒。将胡萝卜、生姜充分炒熟，加入50毫升酱油，100毫升酒、50克糖、50毫升醋调味，即成。

　　制法二：将250克胡萝卜丝、2副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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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袁子才，既是个美食家，又是个理论家，他的《随园食单》，清代时已出版问世，日本也已翻译。1983年9月，广东科技出版社又重印了新版本，由关锡霖注释，使广大饮食爱好者和研究者有机会一睹原貌，也有了借鉴与学习的条件。

    袁枚，字子才，号随园老人。浙江杭州人。1716年出生（清康熙五十五年），1797年逝世（清嘉庆二年）中过举人和进士，曾做过四任知县。后来辞官定居南京小仓山，建随园自娱，从事著述，研究饮食，笔者到南京时曾想参观，但随园现已不存，故址也已改为厂房了。

    袁子才诗文俱佳，饮食著作，因被其诗名、文名所掩，“享文章之盛名”，影响不如诗文显著。

    “袁子才好客”，有客来访必留饮食，烹调的实践机会，积累了经验，本人又是作家，因此《随园食单》得以流传后世。

    他向别人学习，“善取于人”，发现有美味的食品，即派厨师向烹调者取经。经过40年的努力，“颇集众美”，“集而存之”，可见他的总结是有根据的，并非信口开河。他也并不迷信古人，古籍中有关饮食的记载，苏东坡、李笠翁（生卒比袁子才早。1611--1676）这两位作家，“亦有陈信”，袁子才“曾亲试之”，结果试之”，结果认为味道不佳，“大半儒陋附会，吾无取焉”。全国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东坡肉”标榜出售，哪里是真的？《随园食单》内容丰富，有作者的见地。分须知单、戒单、海鲜、江鲜、杂性羽族、水族杂素菜单、特牲等，此外还有小菜、点心、饭粥、茶酒等，今天读之，仍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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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真饮食的起源，应该说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同步的。史学家认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一般以公元65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为标志。这一年八月乙丑，大食国“始遣使朝贡”（见《旧唐书·高宗本记》、《旧唐书西戎传》及《册府元龟》卷970），正式开始了唐廷同大食的政治性往来。当然，非官方、非政治性的民间交往，肯定要更早一些。

　　伊斯兰教非常重视穆斯林的饮食生活，将恪守伊斯兰教饮食律例，作为穆斯林的一个标准。所以，穆斯林的饮食生活，也成为伊斯兰教的一个显著特征。唐代有关伊斯兰教的史料，尽管极少，但几乎都涉猎到饮食禁忌的记述。杜环《经行记》在介绍伊斯兰教时说：“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见杜佑《通典·边防九》）另外，《唐会要》（卷100）是这样叙述穆斯林饮食的：“日五拜天神，不饮酒举乐……唯食驼马，不食豕肉。”顺便说一下，这里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前者说不食马肉，后者又说唯食马肉，这不是史料中的笔误，而是涉及到教法律例的派系之说。前者不食马肉说，是艾布·哈尼法之观点；而后者马肉可食说，则是沙斐仪的立场。当时的史学家只是记述，未必就知道其中的缘由。

　　唐代的商业贸易发达，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京都长安和岭南的广州，都是极其繁华的商业大都市，也是波斯、阿拉伯商人的集聚地，市肆饮食相当活跃。长安和广州还出现了穆斯林社区，称作“蕃坊”。这里的“蕃”指外国人，“坊”则是唐代对城市街巷的通称。“蕃坊”即城市中外国人居住的街区。唐人房千里在他的《投荒杂录》一书中最早记录了穆斯林的蕃坊和饮食：“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

　　唐代的穆斯林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大食、波斯裔的中国穆斯林商人，即史籍所称的“蛮裔商贾”。他们承传祖业，精于经营珠宝、香料、药材等高档行业，大多饶具财富，相当阔绰。他们与自己的故乡有着更多的商贸往来。二是大食、波斯、回纥、突厥及西域其它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有的穆斯林，他们与唐廷之间也有较多的经济活动。唐中叶以后，回纥人还经常用马匹换取唐代都市的茶叶。《新唐书》（卷九十六《陆羽传》）载：“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当时，人们称之为“茶马互市”。漫漫商路，长途肝涉，他们或自带干粮，或在沿途的清真饮食店进餐，都客观地促进了民间清真饮食的发展。这些商贸往来，必定促进相互间的饮食文化交流，当时盛极的胡人饮食，就是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据《旧唐书·服志》载：“贵人御馔，尽供胡食。”由此可见，胡食还是珍馐异馔。所谓胡食，就是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饮食。唐僧慧琳在《一切经音义》第三十七卷中解释说：“毕罗、烧饼、胡饼等皆为胡食。盖西域胡人传入。”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胡人中肯定有穆斯林，胡食中肯定有清真饮食，但尚无资料证明上述品种就是清真食品。因为在大食、波斯穆斯林商人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到长安来的时候，逐步把伊斯兰教传播给了西域各族，那么，他们制作的胡食中有清真食品当属无疑。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西域回纥人还是后来形成的回族先民之一。

　　另外，从波斯等西域还传入了一些蔬果，主要有以下几种：

　　回鹘豆：《契丹国志》卷二七《岁时杂记·回鹘豆》载：“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粟。”这种豆不同于唐时中国史籍中的“胡豆”，元时称回鹘豆为“回回豆”（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即现在的豌豆。

　　据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的研究，豆类是伊朗人的重要食物，石国（塔什干）有各种豆类，豌豆在波斯语里有nujud和gergern或xereghan等字（见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1—132页）。可见，些种豆很可能原产于波斯或中亚其它地区。中国首见于记载的是《契丹国志》，观其名则知自回鹘引进。到元时，回回豆已“田野中处处有之”，可见传播之广泛。

　　波斯枣：《酉阳杂俎》卷十八载：“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国以为窟莽……子尺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紫黑，状类乾枣，味甘如饧，可食。”

　　西瓜：原产埃及，唐以前不见史载。五代时胡峤居契丹始食西瓜，系由契丹破回纥始得此种。可以相信，西瓜是从新疆一带传入内地的。在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详细记载了西瓜传入的过程。

　　无石子：又叫“没食子”，产于中亚西亚等地，唐时由波斯传入。《酉阳杂俎》载：“无石子，出波斯国，波斯呼为摩贼，树长六、七丈，围八、九尺，叶似桃叶而长，三月开花，白色，花心微红。子似如弹丸，初青，熟乃黄白。虫食成孔者正熟，皮无孔者入药用。其树一年产无石子，一年生跋屡子，大如指，长三寸，上有壳，中仁如栗黄，可啖。”

　　齐暾子油：《酉阳杂俎》卷十八载：“齐暾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齐虚树。长二、三丈，皮表白，花似轴，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也。”

　　底称实：即无花果。《酉阳杂俎》卷十八载：“波斯国呼为阿驿，拂林国呼为底实。树长四、五丈，树叶繁茂。叶有五出，似椑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椑子，味似干柿，而一年一熟。”

　　野悉蜜：《酉阳杂俎》卷十八载：“野悉蜜，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叶，四时敷菜。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若开时，遍野皆香，与岭南詹糖相似。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甚香滑。”

　　偏桃：《酉阳杂俎》卷十八载：“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

　　可以看出，唐廷与西域少数民族及波斯、大食等国的饮食文化交流甚为频繁，其中的清真饮食一定可观。只是其时的文献资料非常匮乏，我们只能根据上述记载推理而已。唐朝规定，各种商店只能开设在“市”内（即商业区）。但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唐末至宋初，已逐渐打破了这个旧规。到了南宋，杭州、广州、长安等大城市已出现了大街小巷店铺林立的局面，其中，又以饮食店为最多。除综合食店外，当时已有馄饨店、饼坊、茶坊、鱼行等专营餐饮店。考察宋代饮食业的发展原因，与南北烹调技艺的交流具有一定的关系。

　　南宋建立后，以赵构为首的君臣南渡，最后定都杭州。赵氏政权的南迁，使大批北方臣民随之南移。《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市归。”这种人口的大迁移，大流动，促进了全国各地，尤其是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饮食技艺的大交流、大融合和烹调技术的进一步提高。这其中当然也不乏中原、西北穆斯林的南迁和清真饮食的传入。

　　包含清真饮食在内的中原、西北饮食的南传和相互交流，促进了宋代饮食业的繁荣和发展。首先，由于各地环境、物产和饮食习惯等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口味各异的地方风味特色。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当时中原地方的饮食称为“北食”、“北馔”，长江以南的菜肴称为“南珍”、“南食”，长江上游的饮食则叫做“川食”，西北少数民族饮食则被称为“虏食”。“虏”是对胡人的贬称，“虏食”主要指胡食。北宋、南宋的京城中都有“北食店”、“南食店”和“川食店”。第二，穆斯林喜食羊肉，善烹羊肉的风尚，对推动羊肉在宋代的流行起了一定的作用。宋代商业性的农副业和蔬菜种植业发展迅速，使得肉禽蔬菜丰富繁多，然而其中最贵重则属羊肉。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无不以食羊肉为美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字说》中解释“美”字说，从羊从大，大羊为美。宋人还认真研究了羊肉的营养价值和医疗功效，认为羊肉和人参一样，都有滋补身体的作用，“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宋代《政和本草》还载，多吃羊肉有“补中益气、安心止惊、开胃健力、壮阳益肾”等良效。

　　北宋宫廷内的肉食品，几乎全用羊肉。仁宗皇帝喜吃羊肉，特别是烧羊肉。当时，宫中御厨每日宰羊达280只。《孔氏谈苑》载，有一夜仁宗睡不着觉，感到饥饿，因而“思食烧羊”。宋室南迁临安后，仍以羊肉为宫廷主要肉食品，宫廷以羊肉为宴的记载亦见于多处史料。北宋民间不仅视羊肉为贵重食品，而且以羊肉为原料的菜肴也是丰富多采，据《梦梁录》载，北宋京都饮食店的羊肉菜肴有旋煎羊白肠、批切羊头、虚汁垂丝羊头、入炉羊、乳炊羊肫、炖羊、闹厅羊、羊角、羊头签等，南宋临安饮食店蒸软羊、鼎煮羊、羊四软、绣吹羊、羊蹄笋等。如果现在的清真餐饮企业对这些菜肴加以研究开发，推上餐桌，一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另外，现在的一些清真名吃，如羊肉饼、油酥饼、韭饼、糍糕等，其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宋代。尽管尚无资料证明这些小吃在宋代也属清真，但至少可以说明这些小吃历史的悠久。

　　宋代也有一些关于穆斯林食俗的记载，主要涉及到伊斯兰教饮食律例。岳珂在《程史》中记载了广州一家蒲姓穆斯林（可能是蒲寿庚祖父家）所保持的伊斯兰饮食习俗：“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浊手，唯以溷而已，群以左手攫取，泡而涤之，复入于堂以谢。”这里关于左右手的不同作用恐怕记载有误，因为穆斯林尚右，贵右手。另外，北宋朱或（yu）在《萍洲可谈》也有记述：“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从这段文字看，朱或（YU）并不十分了解伊斯兰教。但至少可以说明，穆斯林的饮食习俗做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引起非穆斯林的关注。

　　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和元明相比人数相对较少，且有不少侨民，在穆斯林商人中，又以珠宝富商居多，故此清真餐饮业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零星史料推测和研究，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并未看中微利的餐饮业，长途经商的穆斯林以自带干粮为主，兼或三五成群自作自食，当然也有以服务为主清真小餐馆。据此，可以认为唐宋是我国清真饮食的萌芽时期。

高个子

以麦、稻、黍等原料，经面制油炸而成。宜冷食。

    寒具的称谓，始见载于《周礼·笾人》：“朝事之笾，其实黄、白、黑……”，郑司农注：“朝事，谓清朝，未食，先进寒具口实奕之笾。”此寒具即是泛指制熟后冷食的干粮。又因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在“寒食（节）禁烟”时食用，于是，耐储好吃的撒子、麻花之类油炸面食品，便成为寒食节诸食品中的佼佼者，遂冠以“寒具”的美名，伴随寒食节而流传下来。

    南北朝时，“寒具”被列为珍贵食品之一。《齐民要术》云：“细环饼，一名寒具，脆美。”韦巨源《烧尾食单》所列向皇帝世猷的食品中，就有“巨奴──酥蜜寒具”。五代时金陵“寒具”即很出名，“嚼着惊动十里人”，可见其制作技艺之精湛。诗人苏轼还有《寒具》诗；“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轻蘸嫩黄深。夜来春睡农于酒，压扁佳人缠臂金。”其是描写得维妙维肖，耐人寻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寒具，即今撒子也。”

    随着时代的推移，寒具从原料到制作都有改迸，已由过去糯米粉用面制油炸，更具有酥脆、形美、耐久存的特点。现今寒具食品撒子、麻花，全国南北均有制作，一般需经合面、盘条、油炸等工序，其形精巧，风味各殊。

高个子

范仲淹年轻时，由于家境清贫，上不起学，就一个人跑到一个僧舍中去读书。每天晚上，他用米煮一盆稀粥，等到第二天早晨凝固成块，然后用刀子划为四部分，早晚各取两块做主食。没有菜，他就切上几根野菜茎，加点盐凑合着吃。
    后来，有个南京留守的儿子，看到范仲淹每天吃两次稀粥充饥，很受感动，便告知了父亲。这位留守就让儿子送些饭菜给范仲淹。后来留守的儿子发现范仲淹并没有吃，饭莱都放坏了，便很不高兴地问为何不吃？范仲淹诚恳地答谢：“我并非不感激令尊的厚意，只因我平时吃稀饭已成习馈，并不觉得苦。现在如果贪图这些佳肴，将来怎么能再吃苦呢？”。之后，他依旧以稀粥当饭。终于学问过人，倍受世人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