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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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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春天的气息1 于 2017-7-2 00:55 编辑
由于央视在“黄金周”期间不遗余力地推广，“幸福”成为了那一段时间里最热门的词汇，尽管面对镜头人们的回复不尽相同，甚至出现令网友惊叹的“神回复”，但都无碍于“幸福”正在成为被锻造出炉的主流声音。那是荧幕上的中国一面。因来京求医无门，26岁的吉林姑娘岳某不得不摆地摊卖发卡，未想到会突遭厄运：当因摆地摊被民警做出拘留5天的处罚时，她不愿前往拘留所的岳某咬伤了民警的手，不成想这一口让她面临8个月的有期徒刑处罚。这是现实中的中国一面。面对两种色彩强烈的反差，网友不得不感叹：岳某的遭遇即使《悲惨世界》也不敢这么写。假如此时此刻，当央视的话筒和镜头伸向她时，问一句：你幸福吗？真不知已在穷途末路却又突遭变故的岳某会给出什么答案。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发生在上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一个案例。1935年冬的一天，纽约市长拉古迪亚（Fiorello LaGurdia)在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庭审。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在法官问老太太是否愿意认罪时，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最后法官裁定：我必须秉公执法，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老太太因为没钱上缴返款，因而只能无奈地选择拘役。
审判结束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身，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神情肃然捐出50美分放进拉古迪亚的帽子。
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在经济大萧条之中的人们尚能如此对待一位偷面包的老妇，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号称以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其人民警察却是如此对待一位靠卖发卡为生的年轻女孩。
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沈阳一位女中学生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后在面包店老板的威胁下自杀身亡，从而引发人们叹息；2008年，郑州一名母亲因为想给自己读高中的儿子补充营养，所以在超市偷肉，被抓后面对记者的镜头一次次以头撞墙，哭诉地说担心儿子看到后没法做人；2012年7月，为拯救患尿毒症的妻子，廖某私刻公章骗取医疗费用，后被识破，将面临漫长的囵圄生涯。
面对这些生活中的无奈“罪恶”，我们的法律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应该持以何种态度？或许每个人都不不同的观点，但是，在人们犯下不得不犯下的“罪恶”之后，我们究竟是该惩罚那些“有罪之人”，还是积极预防下一个罪恶的发生？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然而，衡量一个民族是否强大，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现代化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是其GDP的总量，还是其常备军的数量，亦或是其科技的发达程度？
我以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唯一标尺是其国民价值取向和精神层面究竟有无终极的人文关怀，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们是否对同胞的苦难都能感同身受。否则，所谓的现代化仅仅只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而精神世界的荒芜远比技术领域的落后更为可怕。
回首我们民族走过的历程，我们常常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动辄五千年煌煌文明，要么就960万辽阔疆域。然而，在这些宏大的数字背后，作为个体的国民是否真正幸福？或许，在中国不乏有幸福的人，但就我个人而言，在那位卖发卡的女孩面前，我无法奢谈幸福；在那位因为一块面包自杀的女学生面前，我无法奢谈幸福；在那位辛酸无助的母亲面前，我无法奢谈幸福；在那位即将身陷囵圄的丈夫面前，我无法奢谈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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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春天的气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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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7-7-2 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