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全球华人的共同声线

杨维中

                  我的“靡靡之音”记忆

    柔媚如丝的邓丽君，曾经凶猛过，现在不凶猛了。在意识形态坚固如铁的时代，她让我们体会到，革命不一定是暴力加流血，最软弱的东西，有时候比革命更强烈。
    1953年1月29日，邓丽君出生在台湾云林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她的出名先是在台湾（1969，《晶晶》），然后在日本（1974，《空港》），最后才是东南亚（1975-1979，《岛国之情歌1-5》）。
    在邓丽君歌声疯魔般地从台湾向整个东南亚扩散之时，内地人对此一无所知、足足有近十年之久。直到有一天，在调频收音机的中波或短波里，在一段快速急转的旋律下——“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的宣示之后，出现了邓丽君这名字。对不同的人来说，这一天的具体日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一定出现在1978、1979年的某一个夜晚。
    曾经，一听到那怪异的音响和声音，我便会像撞了鬼似地触电一般把旋钮一下子拧过去。动作不那么快地拧过去是在1979年以后，偶尔捡到耳朵里去的只言片语，让我知道了邓丽君，知道了那个娇滴滴、软绵绵的声音。
    初遇邓丽君，完全是一种恐怖的感受。当时台湾是敌区，台湾台是敌台，偷听敌台是犯罪。即便调台时偶然碰上，也有一种强烈的犯罪感，那声音在感觉中一下子变得巨大无比如同炸雷，好像人民Police正在你的屋后巡逻，而反动敌台的声音将你暴露得一览无遗。
    而广播里的邓丽君，无一例外出现在反共的前线，出现在金门的军营里，出现在国民党的劳军舞台上。对内地人来说，那种娇滴滴、软绵绵的声音一点不美，十足一个反动派：她说话的声调，正是反映40年代敌我斗争电影中国民党女特务的声调；而她的歌声，正是女特务和特务头子粘到一起时留声机转出的纸醉金迷的歌声。
    所以邓丽君在内地人心目中最早的形象，还不是“靡靡之音”，而是一个军中舞女的形象，是一个向着国民党军官和大兵们千娇百媚献媚的女特务形象。
    但这个时期，政治其实已经松动，否则，我们将无从知晓邓丽君，无从知晓邓丽君的歌声。1982，邓丽君的歌声已经传进内地，不是通过电波，而是通过磁带、唱片这类硬渠道。
    当时，《何日君再来》一度风行，对它的批判也一度风行。我怀疑其实是因为对它批判的风行，才造成这首歌的一度风行--对中国人普遍的道德感来说，这首歌完全腐朽没落，决不可能被很多人接受。我那时读初三，但已开始看报纸。
    有一次，在《文汇报》还是《羊城晚报》的副刊上，看到一位老诗人充满愤怒的一首诗。诗从长头发、喇叭裤的男青年听《何日君再来》缘起，痛心地回忆起抗日战争中一个“真实的”情节：在惨烈无比的一次战斗中，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机向殊死固守阵地的中国军队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满天的唱片，唱片上印着卖弄色相的、半裸的歌女，而唱片中的歌曲，就是这首《何日君再来》！
    所以，在众所周知的“靡靡之音”和“精神污染”批判之前，邓丽君在内地实际上还经历过“敌对”、“反动”的印象阶段。出于道德感，我从来没主动地听过邓丽君。她从邻近居民的屋里传出来，从长头发、喇叭裤青年拎在手里的录音机中传出来。只知道其醉生梦死的调调，至于唱的是什么，不十分清楚。
    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听邓丽君，是在高一的课堂上，从同桌抄写的歌本和他的学唱之中。我当时坐最后一排，是全校最好的学生；而我的同桌，是全校最坏的刺儿头和全省最优秀的体育明星。出于班级的秩序考虑，老师把我们安排在这样的组合和位置里。这老兄从来不听课，上课时有时候拿出成打的相片自我欣赏，有时候又念又作将电影台词倒背如流，有时候拿出整本整本的抄本唱歌，而且，从不自娱自乐，永远将我作为与他分享快乐的对象。
    1982年秋天，这老兄抄来了整本的邓丽君，足足有二三十首之多。我还记得他最爱唱的几首：《小城故事》、《甜蜜蜜》、《千言万语》、《月亮代表我的心》、《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当时，作为一个高中生，我不能说我的道德感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情绪，但我的道德感，无疑代表了当时正统道德的指数，代表了国家教育灌输在我身上、反映了整个社会主流的那种价值取向。
    对当时人来说，那些歌真的很刺激，让人脸红心儿跳。我觉得《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就是流氓歌曲，这从街头阿飞经常的野唱早已领教；而《甜蜜蜜》、《千言万语》、《月亮代表我的心》够黄够荡，要知道，爱、吻、怀春这类事在当时都属于极私密甚至禁忌的范围，当时人是说都说不出口，何况唱出来？倒是《小城故事》别开一面，让我反想：一个黄色歌手居然也会唱真善美！
    1983年，我的同桌在第一次“严打”中被抓了进去，倒不是因为唱“黄歌”，而是因为打架和强奸未遂，服刑的时间是5年。我一直为此而深怀遗憾：他虽然不是一个好学生，却也并非坏人。强奸之说，其实难成立，那只是一次青春期的冲动，因为对方的拒斥而中止，又因为对方的惊吓而成了案件。我后来还见过同桌一次，几年之后，他的脸上有了一种经过牢狱生活的那种憨傻的老实，老实得让人心酸。
    能够正常接受邓丽君的这些歌，是我到了大学以后（1985年）。到1987年，国家正规音像出版社也开始引进邓丽君歌带了。1988年，恋爱的滋味让我感到邓丽君和姜育恒蚀人骨髓的力量，这也是我真正入心入肺地体会到“靡靡之音”四字侵蚀力的开始：因为是“靡靡之音”，它不给你力量，只让你一味地沉沦下去。
    经过几年的开放和经济发展，人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世俗生活和情感在社会价值体系中重新获得了席位，只有国家意识形态而没有人民个人幸福观的时代过去了。情话成为禁忌的日子看起来荒唐无比，不可思议它居然曾经存在过。
    柔媚如丝的邓丽君，曾经凶猛过，现在不凶猛了。在意识形态坚固如铁的时代，她让我们体会到，革命不一定是暴力加流血，最软弱的东西，有时候比革命更强烈。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去世，唐朝、黑豹、郑钧等一批内地摇滚乐队和艺人，曾以一辑《告别的摇滚》坦承邓丽君对他们的影响，并将邓丽君置于启蒙者的位置上。很显然，正像当年高中课堂上我受到的刺激那样，邓丽君当年也给他们以刺激。
    当历史走过纷乱的年头，答案也决非一下子变得简单。在两岸敌对之年里，邓丽君被一方利用来作为政治宣传的炮弹，一方作为敌对势力和反动文化的代表，其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那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而不单纯是观念开放问题。在两岸军事森然对立之时，邓丽君不光是观念，而确实是一股力量。但那是不正常年代的结果。在不正常年代里，由于危亡、救急、境遇的逼仄，人类思想和行为会变得矮化。
    在正常年代里，关系松弛，大道宽和，人性滋长，事物展示更多的发端和意义，智慧和审美舒展开来，有望伸向更深更广的境界。在今天，在这个消费的年代里，事情完全反过来，邓丽君又被一帮人认作20世纪中国歌坛空前绝后的第一人，简直是另一端的发昏。
    那么邓丽君究竟是什么呢？虽然思想越来越开放、观念越来越进化，但观念不可能自己显现，需要努力探索才能解答。我倒觉得，如果“靡靡之音”是一个中性词，邓丽君确实就是“靡靡之音”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
    从内容上说，她是中国世俗生活、两性情感的绝佳代言人，是情感小世界的极致化、深渊化表达。这柔软缠绵的私生活小世界，从宋延绵至清，让人沉陷、让人深醉、让人迷；尤其恋爱中的男女，遇之难免瘫软萎靡。
    而从歌艺上看，邓丽君非常中国，是中国传统小女唱法的登峰造极之人。她并不空前--上至百年前的诗词歌艺、戏曲小调，下至30年代上海的流行曲、白光和周璇，邓丽君实际上是她们的传人，其咬字唱腔，风度韵味，情感寄托，无不一脉相承。
    她也并不绝后--确实，邓氏唱法太完美了，30年间一时间竟无人敢再置喙；在邓丽君1亿张唱片、1000余首歌曲的压力下，似邓者死，学邓者无新路。但我相信不出20年，必有新的传人出来，延续邓氏这一脉声腔。作为中国传统的主脉之一，它没理由停止，也决不会停止。



[ 本帖最后由 杨维中 于 2009-5-28 13:36 编辑 ]

全利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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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
一种声音而已，呵呵。
第一次听这个，是唱片，一个朋友结婚的时候，好像是80年？具体时间还真记不清楚了。
他儿子现在差不多26岁，应该是这个时间吧。
人不能太神话，不然，没有生命力。
人就是人，没有神仙。。。。。。。。。
一种不错的风格。

阳关残雪

来迟了，顶，献上鲜花深切缅怀邓丽君，愿她的歌声永远唱响在每个中国人心中[s:40] [s:40] [s:40] [s:40] [s:40]

[ 本帖最后由 阳关残雪 于 2009-5-28 13:52 编辑 ]

佳音

喜欢邓丽君的歌！

杨维中

邓丽君：在争议中启蒙

    乐评人金兆钧那时候是老三届，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大学，他回忆说：“我的印象是1977年，那时候‘板砖’(即当时的三洋牌单卡录音机，因形状大小像一块砖头，故被称之为‘板砖’)还没开始卖呢，都是从南方转过来的大开盘带，1978年我第一次听到，当时的感觉是，这是谁的歌？真好听。
    有了录音机后，大家都在拼命地复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一个同学在‘倒’那盘告别音乐会的磁带，听得如醉如痴。印象最深的是《何日君再来》前面的那段告白，背景音乐非常好听。到1980年的时候邓丽君已经风靡全国了。”
    邓丽君的突然流行没有任何征兆，甚至，在当时传播媒介和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她仍能如此流行，这本身就是奇迹，这也恰恰说明了人们对邓丽君的喜爱程度。
金兆钧当时在学校是个比较活跃的文艺分子，于是学校领导找到他，“既然邓丽君影响很大，你要不办个讲座给大家讲讲”。
    那是1981年的事情，于是金兆钧连着讲了三次，把他当时对邓丽君和那些流行的歌曲了解到的内容都说出来，他说：“快到年底的时候，北京团市委召集大学生代表搞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邓丽君。那时候还挺开放的，不是为了批判她，就是听听大学生的反映。我在会上说了很多，后来《音乐周报》编辑把我留下来，让我写一篇关于邓丽君的稿子，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流行音乐评论。”
    那次座谈会去了二十多人，学生们的反应也不一样，大都觉得挺好听的。金兆钧记得当时印象中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言辞，团市委和文化局的人也没什么引导和诱导。这次座谈会，也仅仅是上面对下面的了解而已。就在当时，一些老音乐家开始批判邓丽君，批判的焦点基本上是围绕着她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还没有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上。
    后来有人开始质疑《何日君再来》，对这首歌的主题指向究竟是谁提出质疑，当时《北京晚报》的编辑刘孟洪曾专门撰文，为这首歌辩解。金兆钧说：“《何日君再来》从情绪上讲比较颓废，但是这首歌只要听上几遍就会唱，到现在电台仍不让播放这首歌，这牵扯到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候音乐观上的冲突。改革开放，这些东西就要重新出现，争论就来了。”
    1979年北京有个西山会议，当时的焦点就是邓丽君是靡靡之音的代表，黄色音乐。会上，张丕基、王酩都挨了批，就因为他们的歌曲写得像靡靡之音，李谷一的《乡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直到几年后，李谷一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乡恋》风波”才告一段落。
    稍后几年，港台歌星开始出现在电视上，虽然一些人认为张明敏在唱法上有问题，但是题材上好一点，还可以忍受；奚秀兰为什么能上春节晚会？就是因为唱的是台湾民谣。但邓丽君不一样，她唱的很多曲目都是三四十年代的，年纪大一点的音乐家都不认她，因为有些东西是由历史决定的。
    邓丽君从一流行就带来了争议，今天看来，这种争议在当时还是很正常的，毕竟以当时人的普遍价值观和意识不可能对邓丽君这样的文化现象完全接受。
    但是，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却不这么看，第一批接受邓丽君的人，肯定是追逐时髦、对新生事物好奇的年轻人。在“板砖”流行后，又出现了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有些情景可以通过当时拍的电影中寻找到，如果来描述一些不三不四的小痞子的时候，一定要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烫头发，拎着四喇叭录音机，里面装着8节大电池，在大街上晃悠。
    这些年轻人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大都是邓丽君的歌。金兆钧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北海公园经常办舞会，后来被公安局封了，因为控制不住，人太多了，几万人，全在北海后门的那个山上。听音乐，听完了就跳舞，那时候听的主要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带来完全不同的歌曲概念，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恢复了抒情歌曲的传统，但是恢复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抒情歌曲，比如《九九艳阳天》、《我的祖国》。邓丽君带来的是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曲，从文化类型上看毕竟还是都市的东西，这东西在当年跟老百姓没什么缘，可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一听到它又跟那种建国后的抒情歌曲不一样了。尤其是当时二十多岁的人最敏感，觉得这才是属于我们的。”金兆钧说。
    尽管邓丽君在音乐界受到了极大争议，但也是在音乐界，一些音乐家开始潜心研究邓丽君的音乐，比如配器、演唱风格。“我知道当时许多音乐家躲在家里听邓丽君，偷偷研究她的编曲。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些声音。邓丽君首先影响中国流行音乐的就是让很多人知道流行音乐的编曲是什么，很多电子声音咱们都不知道。”
    而邓丽君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确立了当时女歌手的演唱风格，就是所谓的“气声唱法”。在此之前，中国歌曲除了比较本色的民间唱法之外，还有一种介于美声和民间唱法之间的“民族唱法”，邓丽君教会了人们还可以用嗓音的另一个部位唱歌，即后来所谓的“通俗唱法”。金兆钧说：“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赵莉、王菲……”
    邓丽君带动的不仅是流行音乐的启蒙与发展，也刺激了当时音像经济的发展，那时候听录音带是主要的文化消费内容之一，虽然那时候的一盘录音带5.5元，对普通人来说属于奢侈品，但仍然没有阻止普通人对它的消费。
    金兆钧说：“那时候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就卖掉800万盒卡带，一年一座大楼拔地而起。”1979年，内地的音像发行公司只有几家。到了1982年，全国就有300家音像出版社，基本上都在扒带子。扒带子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学习、培养的过程，这些人就是在一次次的“扒”中逐渐掌握了流行音乐的创作、表演规律。
    最后，金兆钧说：“邓丽君确立的音乐形式还是很传统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接受的。中国早期流行音乐的写作，对整整一代的创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我个人觉得，她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她是30年代以来一直到60年代音乐的集大成，她挑的都是历史上被证明是最好听的歌曲，她的唱法也是30年代以来唱法的集大成。”

杨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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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邓时代”：邓丽君让我心里有了障碍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内地才出台了海外音像制品引进版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扒带子的狂潮消退，很多当年靠扒带子走红的歌星要么作出艰难地转型，要么从此淡出歌坛。
    内地歌坛一度被摹仿邓丽君的女歌手“控制”着，在这个“摹邓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女歌手，不管她们在演唱上是否像邓丽君，在作品相对匮乏的阶段，也只有去翻唱邓丽君的歌曲。
    赵莉，一个普通的名字，就是当时众多摹仿邓丽君风格最有名的歌手之一，与这些摹仿者不同的是，赵莉的声线、音色和邓丽君极其相似，以至于曾经为邓丽君制作过唱片的制作人在多年后听到赵莉唱邓丽君歌曲时竟也难以分辨。由于赵莉有这样的一个先天优势，所以在当时她出过的翻唱邓丽君歌曲的磁带有八九盘之多，而且每盘都非常畅销。
    赵莉出生在河南周口，后到河北承德，从小喜欢唱歌，因为几次歌手比赛，她得以有机会到北京发展，1985年，在她录制第3盘磁带的时候，便开始翻唱邓丽君，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身不由己。
    赵莉说：“我当时就是喜欢唱歌，不管是谁的，好听就唱。1986年，我录了大量邓丽君的歌曲，当时旅游声像出版社找我，他们觉得我的音色跟邓丽君很接近，就给了我很多邓丽君的歌，因为当时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很受欢迎，正版又进不来，出版社认为是很大的市场，便找了很多歌手去唱邓丽君，在我之前有好多人都在唱邓丽君的歌。”
    赵莉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小，大家都叫我小邓丽君，1986～1988年，我录她的歌是最多的，几乎天天都在录。”当时的情况是，每个录音棚的记录上都写着赵莉的名字，录制的时间和曲目，仔细看这些曲目都是邓丽君的。“当时录的专辑，通常不写我的名字，都写邓丽君的名字，贴上她的照片。
    直到1989年我去法国演出的时候，接触到其他方面的流行音乐，我就有了要去国外走走的想法，不然在国内，只能唱邓丽君的歌曲。我想唱别的，他们就说你唱得不好，不合适。那段时间我都有点糊涂了，我是不是就这样了？”
    “当时对邓丽君我都有了心理障碍。”甚至这种压力曾经让赵莉梦到过邓丽君，赵莉说，在梦里，她问邓丽君：“你为什么唱歌那么好听？有什么秘诀没有？”邓丽君在她的手心里写了一个“吟”字，“我觉得这个字代表了她歌唱的全部”。
    赵莉说，“我太喜欢唱歌了，可是老让我唱邓丽君的歌，我就受约束了，不快乐了。一首歌可以学来，但是它的感情你是学不来的”。
    1990年，赵莉出国，在国外，她学到了很多唱法，才慢慢明白，“我在真声区和邓丽君非常像，其实她就是一种唱法，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而自己内心里要表达的东西很重要，也就不避讳这个了，后来唱她的歌也就没什么障碍了”。

阳关残雪

上初中时也就是82，83年，那两年特别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几乎是每天下午一放学就跑到有录音机的同学家去听邓丽君的歌，现在想来真是挺有趣的[s:40] [s:40] [s:40]

[ 本帖最后由 阳关残雪 于 2009-5-28 14:14 编辑 ]

杨维中

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邓丽君

    今年是邓丽君去世10周年，当我们回头打量这个已被时光拉远了距离的歌手，会发现，从她身上的光环中折射出来的时代印迹变得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邓丽君这个名字，还可能被赋予一些更新的意义，这个曾经被误解、误读的名字也会随时间推移慢慢还原出她真实的一面。
    1949年，当台湾海峡最终成为一道军事屏障将大陆与台岛分隔开的时候，实际上便开始了不同制度下同根文化的不同繁衍。上世纪70年代末，当内地的窗口开始打开时，第一个走过来的就是邻家女子邓丽君。
    当时，人们说不清楚，为什么在没有三通的情况下，在两岸文化还没有正式接触的时候，她便不请自来？而且，为什么在这边百废待兴，根本无暇顾及精神需求的时候，她的歌声却眨眼间便传遍大江南北？她到底有什么魔力？
    当我们用时间的长镜头再次把焦点定在那个年代，也许就会发现，恰恰是两岸间的30年隔离造成经济、文化上的泾渭分明，才给了邓丽君一个机会。
    当一个柔美的女人，唱着甜美的歌曲来到我们眼前时，像是一场风雨吹打着我们的脸。经历了“文革”那样的浩劫，在听到邓丽君的时候，人们只能有两种非此即彼的反应：喜欢或憎恶。而这两种态度，在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都已经完全超出了审美范围。
    邓丽君制造了那个年代第一个观念上的冲突，而两岸关系的敏感，又使邓丽君成了当时极为敏感的人物。现在，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人们对邓丽君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日趋接近一个更真实的邓丽君。
    邓丽君的歌声遍及全球有华人的地方，不管是在台湾、香港地区，还是在东南亚、日本、北美，邓丽君给人留下的是一个妩媚、甜美的标准中国女人形象。在那些地方公众眼里，她只是一个红歌星--一个唱歌好听的歌星而已。只有在中国内地，一些特殊原因才让她变成了一个文化标志、一种潮流、一个属于那一代人心中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记。
    如果抛开政治因素，单纯去看邓丽君的歌曲，同样可以找到流行的理由。邓丽君在内地广为流传的歌曲，恰恰是她去日本发展之前的歌曲，这些歌曲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很中国，很民族。从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流行的歌曲到中国各地的民间小调甚至戏曲，不管它是以怎样的现代方式演绎，都带着浓厚的根源性。从这一点看，它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而邓丽君的演唱方式，既有别于旧上海那批歌手的风尘与生涩，又不同于当时台湾其他歌手的洋气与生硬，她恰到好处地把这些歌曲演绎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作品。民歌是一个民族文化根源之一，只有具备这样的根源，才会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今天，当流行音乐变得丰富多彩却又都变得昙花一现，只能说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流行文化离我们民族的根源越来越远，成为海市蜃楼般的浮云。所以，可以断言，多少年之后，这一代人绝对不会像怀念邓丽君一样怀念周杰伦。
    受邓丽君影响的一代人，和今天受流行文化影响的人不同，他们是专一的，深入骨髓的，刻骨铭心的，所以才会久久不能遗忘。在那一代人眼里，邓丽君是最美的，她出现在内地改革开放之初，她的歌声在渴望温柔的人们心里，最终在时光荏苒中变成一个也许是夸大的美丽符号和传奇。
    流行音乐一旦在一类人心里生根，其作用往往被夸大，邓丽君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是因为许多人由此开始了解什么叫流行音乐，许多人因为她的歌声而投入到这个行列，并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基础。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这一点她就像猫王之于美国摇滚乐，“披头士”之于英国摇滚乐。邓丽君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影响，从疾风骤雨到润物无声，到今天一直持续着。
    邓丽君唱过一首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这首《恰似你的温柔》也许是渐渐远离那个邓丽君年代，在心中对邓丽君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但又无法忘怀的一代人，在今天重新提起“邓丽君”这三个字后，头脑中对这个人最形象的感受。

chuke

最大的遗憾，她没有去美国或德国唱片公司录音，以至于现在没有一张我满意的cd。
其实，他四十岁时，录音技术已经高度发达了。她一直将自己当成流行歌曲，伴奏很差。整体人声和音乐很混。[s:16]

杨维中

那是台湾音乐的石器时代


最后一位海港派“跑码头”巨星
    在台湾音乐圈，邓丽君是海港派国语流行歌曲的代名词。关于“海港派”这个词，一说是上海和香港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曲风，一说是码头风格的江湖唱歌方式。60年代起，台湾歌厅、夜总会门庭若市，“海港派”成了歌厅风格的别称。
    张爱玲说：“中国的流行歌曲，从前大家都有‘小妹妹’狂。”为了贴补家用，邓丽君10岁开始跑歌厅，除了流行的黄梅调和反串，还能唱一口带着童音的上海歌女时代曲，正是一个豆蔻年华的小妹妹，看傻了满台北的歌厅男女。让人想起亦舒当年说周璇的话，“她本身的故事更感人。她的歌声太纯洁，充满了阳光——小妹妹似线郎似针，唉呀穿在一起不离分——太过乐观。即使在问何日君再来的时候，伊还是充满了希望，我很受感动震撼，想象着那位‘君’终于回头与她团聚，然而生活却不是这样的”。
    有人看不惯这种太过娇弱的表演，更多人觉得这风尘女子气质和清纯娃娃脸间的暧昧情致很受用。这似乎成为邓丽君性魅力的终生密码。
    台湾歌厅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日据时代。那时的歌厅叫做“那卡西”，意思是“走唱”、“游民”。梁文道饶有兴致地讲起“那卡西”的掌故，当时在台湾有两种，一种是上海风格，正如白先勇笔下的“金大班”；一种是本省人的去处，唱闽南语歌，阳明山脚下的北投温泉是当时的圣地。歌厅里弥漫着欢场仍是命的氛围，所有的男人都是离乡游子，所有的女人都是天涯歌女。
    到了邓丽君的时代，本省闽南语歌厅开始衰败。在庄奴回忆中，60年代台湾已经形成讲闽南语落伍，讲国语高尚的风气。1963年，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创下连演162天、930场的空前记录，黄梅调引发的思乡情也弥漫了歌厅。黄梅调反串成了邓丽君日后在台湾及香港地区、东南亚“跑码头”的保留节目。戏曲腔、民歌小调、上海歌女腔，作为大陆移民女儿的邓丽君，唱法上糅合了那个时代200万客居台湾族群最窝心的三种腔调，加上她的声音、她的样貌，任何一个模仿者再难以替代。
    晚两年被发掘的本土天后凤飞飞和苏芮，岛内影响力并不亚于邓丽君，但歌声和形象更西化，更受学生和上班族喜欢。据台湾乐评人马世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里，外省移民和他们的第一代占多数。还有“天天吃素，偶尔开个荤”的兵役期男孩。
    梁文道童年记忆里的邓丽君，经常被作为当局形象出现在正统大型节目里，即便是赴日的5年间，“想来是她的国语传统形象能更有效地统一台湾族群，”梁文道说。

叶荣玉

[s:6] [s:6] 老杨念念念不忘的梦中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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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关残雪

邓丽君一生的遗憾就是没能在大陆举办演唱会，那个年代啊！！！！！

999369

十几歲時鄧麗君在台北市漢口街東方飯店（那時算三星級）駐唱[s:15]

杨维中

那是台湾音乐的石器时代

    那刚好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研究历史的人把1966年作为台湾社会的转型期。那时台湾地区工业产品出口超过农产品出口，至1981年，随着台湾地区跃入“亚洲四小龙”行列，邓丽君的歌也随台湾文化工业升级运动，输出至全球每一个有华人的角落。
    在梁文道的记忆里，“那时刚好音乐的软体介质由唱片变成了卡带，翻录容易了，邓丽君的歌成了华语圈对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起飞期后，大众生活安乐起来，开始厌倦哀伤的日本哭调闽南语歌，喜乐的国语民歌小调和国语流行歌曲成为新宠。邓丽君父母是大陆移民，长在上万户南腔北调的国民党老兵聚居的眷村，这些正是拿手好戏。”忆起经济起飞期的台湾唱片业，庄奴称其为“石器时代”，“刀耕火种也生机勃勃”。
    生在北平的庄奴，写了邓丽君一生70%的歌词。在这位83岁老人的记忆里，1949年他来台湾时，文化界完全是“洪荒时代”：“长达50年的日本统治不允许台湾有大学，台湾唱片业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日本投资的哥伦比亚、胜利唱片，早年台湾只有日调改编的闽南语歌。
    国民党赴台后，来自上海和香港的海港派国语歌涌入，后来苏小明在大陆唱红的《绿岛小夜曲》是台湾1954年正式灌录的第一首国语歌，由香港人创作。台湾本地国语歌创作力量此后开始成长。台视电视剧让国语主题曲与插曲的创作需求加大，台湾第一家电视台主办周末的‘群星会’给了唱片公司捧星的机会，台湾的唱片业于此时开始拓展国语歌市场。”
    1969年，台湾第二家电视台中国电视公司开播，首部国语连续剧《晶晶》，就找上邓丽君唱主题曲。这首主题曲一夜间红透半边天，终于让录了几张唱片的她有了自己的成名曲。
    “邓丽君一红，台湾国语歌就成了台湾乐坛的主流。唱片公司开始给国语歌投钱。那时候我们有一个Group，人人都知道庄奴、汤尼、左宏元是邓丽君的铁三角，这个组合写出来的歌，闭着眼睛就能红。”庄奴讲起那个黄金年代异常兴奋。
    邓丽君的启蒙老师左宏元补充道：“70年代琼瑶电影大卖，她一见邓丽君就如获至宝，甚至希望所有的插曲都由邓丽君唱。”在庄奴的记忆里，当时他和左宏元经常忙到藏进宾馆躲债，只有太太知道联系方式。邓丽君的代表作《甜蜜蜜》便是庄奴5分钟内脱口而出的“急就章”。
    庄奴喜欢讲起这个故事，那时唱片公司拿着一首印尼民歌的曲谱来找庄奴，他只问了一句谁唱，知道是邓丽君，边唱谱，“脑子里想着她歌甜人又朴实，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歌就这样自然唱出来了”。
    一生写过3000多首作品的庄奴这样总结邓丽君创作团队的成功经验“很简单，三个字，向钱看，老板为什么付钱我们写什么。在台湾社会，没有钱的文化就等于没文化”。
    庄奴抗战前就读于中南海里的中华新闻学院，抗战时参军当了机械师，部队过黄河时把名字改作黄河，到台湾后，取宋词“庄奴不入租”作笔名，“庄奴”意思是佃户，所有听歌的人就是他的地主。
    “那年代大众喜欢的歌有四个要素，词短、精湛、写情、有语句再现。罗大佑的歌词太难，老百姓不懂，记不住，只有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喜欢。如今时代不同了，我称作台湾歌坛的战国时代，什么风格都有。创作者天马行空，自我标榜，再不会产生邓丽君那样十几年掌控华语圈风潮的艺人了。”


[ 本帖最后由 杨维中 于 2009-5-28 14: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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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精彩辑集，缅怀邓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