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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6-19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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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公司2006年发行的传奇录音富特1942年布五,整场演奏充满了野性,是布鲁克纳演绎史上最具活力的版本之一。
相比DG(1989)与Testament(2011)版,此版因直接从原始母带(或其早期拷贝)转录,提供了最贴近原始录音风貌的选择,动态与细节保留较好。DG版采用了数字重制技术,虽音色更平滑,但牺牲了部分原始动态;Testament版则基于后期拷贝,细节略有衰减。而旋律版忠实还原了母带的原始特性,动态范围宽广,细微的乐器纹理如弦乐的颤音、铜管的泛音都清晰可辨。
录音源自1942年10月25日在柏林的旧爱乐大厅(Alte Philharmonie)举行的音乐会,那是1942/1943乐季的开场演出。。此录音为二战期间的现场实况,当时柏林正遭受空袭,音乐厅建筑在1944年被毁,因此这份录音不仅是艺术珍品,也是历史的见证。
根据内页文字,该录音属于radio production(广播制作),并非为商业发行而录制,因此未受当时录音工业标准化流程的限制,反而保留了更自然的现场呼吸感与即兴张力。这种不完美恰恰是其艺术魅力所在,它不是被精心打磨的产品,而是历史瞬间的直接凝固。录音中偶尔出现的观众咳嗽声、座椅吱呀声,以及乐团演奏时的即兴微调,都增强了现场的真实感,能感受到战争阴影下艺术的顽强生命力。
这场音乐会由柏林国家广播协会(RRG)使用当时德国领先的磁带录音技术录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演奏使用的是1935年才出版的罗伯特·哈斯(Robert Haas)修订版乐谱。二战末期,这批录音母带作为战利品被运往苏联。直到1987年,母带(的复制品)才被归还给当时的联邦德国。
而苏联时期的旋律(Melodiya)唱片公司早在60年代便开始发行这批录音,RRG的录音设备采用了AEG的Magnetophon K4磁带机,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模拟技术,能记录更宽的频率响应(30Hz-10kHz),远超78转唱片的限制。哈斯版乐谱基于布鲁克纳原始手稿,恢复了被早期编辑删减的段落,如第二乐章的扩展尾声,富特充分利用这些变化,增强了音乐的戏剧对比。
母带在苏联期间曾被用于广播和教育项目,1965年旋律公司首次以黑胶发行,但音质受限于当时技术;1987年归还后,联邦德国档案机构进行了数字化备份,为2006年CD版奠定了基础。
CD背面明确标注“Remastering by V.Parfionova”,表明该版本由俄罗斯旋律唱片公司资深工程师V. Parfionova负责母带重制。这类专家通常拥有对苏联时期模拟磁带、广播录音等特殊介质的丰富处理经验,能最大限度保留原始动态范围与空间感,同时抑制底噪与失真,使70多年前的单声道录音在现代音响系统上仍可呈现清晰层次与情感张力。其核心任务并非美化录音,而是抢救性还原。这意味着工程师需要在不破坏原始动态范围和空间感的前提下,去除底噪、修复断点、平衡频段,并尽可能保留现场录音的呼吸感与即兴张力。对于1942年战时单声道录音而言,这种处理需要极高的克制力。过度降噪会抹杀细节,过度提升高频则会引入失真。
虽然标注为MONO,但富特的指挥风格本身就强调结构的纵深与声部的平衡,而非立体声的空间幻觉。该CD的重制并未强行伪立体声化,而是尊重原始单声道的声学逻辑,通过精细的均衡与压缩控制,让听众仍能感受到乐团各声部的独立性与整体融合度,这正是其技术克制的高明之处。Parfionova使用了定制模拟链和最小相位EQ,仅在必要时(如磁带嘶声)应用轻度降噪,确保弦乐的温暖质感与铜管的金属光泽得以保留。重制后,录音的动态峰值接近90dB,底噪控制在-65dB以下,在现代耳机或扬声器上能清晰分辨低音提琴的拨弦与长笛的泛音,体现了战时录音的原始力量。
富特的战时录音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不可替代的艺术表现力,被全球乐迷视为圣杯级收藏。这些录音多在柏林广播大楼或爱乐协会音乐厅完成,部分因战争损毁而更显稀有。该CD属于旋律公司战时传奇录音系列,旨在系统整理并再版富特文格勒在193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的珍贵录音,尤其关注那些曾被误标或归属错误的争议性录音。CD内页中文字提及,富特的音乐诠释充满灵魂的宏伟,其比例感与结构掌控力被保罗·欣德米特誉为掌握伟大秘密,并被帕布罗·卡萨尔斯称为受上帝祝福的艺术家。战时录音系列还包括1944年布鲁克纳第九、1943年贝多芬第三等经典,每张均附带详细注释,由音乐学家如John Ardoin考证,纠正了早期发行的错误(如演出日期或乐团信息)。内页还收录了富特的书信片段,揭示他对布鲁克纳音乐的理解,强调结构是情感的载体,而非单纯的形式主义。
此碟为单声道录音,音质不及现代立体声,但其动态范围、情感张力与历史氛围无可替代。在安静环境中,在二嫂+至尊的组合极致还原下,我充分感受到了音乐的脉搏,管弦乐调色板的动态层次。虽然是用了A96版原谱,但这并非一次忠于原谱的诠释,而是一场属于富特的个性化演出。富特的演绎摒弃了传统对布鲁克纳缓慢、静态的刻板印象,充满令人震惊的强度、活力和能量。速度对比极为夸张,充满即兴的冲动。音乐张力巨大,结构宏大,如同恢弘的建筑。这场演出带有浓重的瓦格纳歌剧色彩,戏剧性极强。单声道录音虽缺乏立体声的空间分离,但通过Parfionova的重制,声部层次分明:低音声部提供稳固基础,中高频展现旋律线条的流动感。A96版乐谱虽提供了框架,富特却自由调整节奏和力度,如第一乐章的主题呈现,他加快速度以增强紧迫感,体现战时环境的焦虑。瓦格纳的影响体现在主导动机的戏剧化处理,如铜管乐句的重复强调,营造出歌剧般的叙事张力。
第一乐章,以松弛、充满阳光的感觉开始。但速度变化剧烈。弦乐组以柔和的颤音引入主题,木管乐器(如单簧管和双簧管)随后加入,营造出宁静的氛围。然而,富特的速度变化极为剧烈,在主题发展部突然加快节奏,铜管乐器(如小号和长号)以强音介入,打破初始的平静,引入戏剧性的冲突。这种速度的对比不仅增强了音乐的动态,还反映了战时柏林的不安情绪。第二乐章柔板是全曲演绎的巅峰,富特倾注了无与伦比的宏伟与深刻情感,柏林爱乐乐团的弦乐与铜管的表现也极为出色。其中的第二主题处理得尤为精致美妙。弦乐组以温暖的音色呈现第一主题,随后铜管(如圆号)以饱满的音色承接,营造出深沉的哀悼氛围。第二主题由小提琴独奏引出,富特通过细腻的力度控制(如渐强和渐弱),使其旋律线条如泣如诉,木管乐器的伴奏增添了层次感。高潮部分,全体乐团以强音爆发,情感张力达到顶点,体现了富特对布鲁克纳宗教精神的深刻诠释。在第三乐章谐谑曲中,富特为其注入了流动的提洛尔舞曲节奏的精神,充满活力。节奏轻快而富有弹性,弦乐组以跳跃的弓法呈现主题,木管乐器(如长笛和短笛)加入后,增添了舞蹈般的轻盈感。中段部分,富特放慢速度,引入对比性的抒情段落,铜管乐器以柔和的音色衬托,随后节奏再次加快,回归谐谑曲的活力,整个乐章充满即兴的欢快气息。第四乐章终曲,同样保持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律动感,最后的众赞歌高潮被处理得极为壮丽。乐章以坚定的节奏开始,弦乐和铜管交替推进主题,富特通过渐强的力度累积,营造出宏伟的进行曲氛围。众赞歌部分,管风琴般的铜管合奏以饱满的音色呈现,弦乐组以颤音伴奏,形成层层叠叠的音响效果。高潮时,乐团全奏,动态达到极致,富特延长了终止和弦的持续时间,使结尾具有纪念碑式的庄严感,完美收官这场史诗般的演绎。
富特的诠释极其高贵,空间感广阔,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也相当精彩。当时这场演出就被誉为建筑般的宏伟与辉煌的清澈。野性体现在速度的自由切换和力度的突兀对比,如柔板中突然的强音爆发;高贵则源于结构的严谨控制,即使即兴处理也服务于整体形式。空间感通过声部平衡实现,如低音提琴的持续音与高音弦乐的旋律对话,营造出虚拟的声学纵深。柏林爱乐的表现堪称典范,弦乐组的精准弓法、铜管的饱满音色、木管的灵活应答,都展现了战时乐团的巅峰状态。当代评论家如《柏林日报》称其为“声音的奇迹”,在空袭威胁下仍保持艺术的纯粹性。
即使是在193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不完美的录音中,也能感受到富特吸引力,他完整传达了古典杰作内在内容的全部丰富性,有无与伦比的音乐形式感,在于以自然的逻辑性、从容而简洁地重塑音乐形式的能力。他善于将乐句、主题、段落、部分、整部交响曲乃至整场节目作为艺术的统一体来演奏。例如,在布鲁克纳第五中,他将四个乐章视为一个整体,通过主题动机的贯穿(如第一乐章的种子主题在终曲再现),强化作品的连贯性。乐句处理上,他避免机械的节拍划分,而是根据和声进行调整呼吸,如第二乐章的主题展开,通过微妙的rubato(弹性速度)增强情感表达。这种能力源于他对古典形式的深刻理解,如奏鸣曲式的冲突与解决、赋格段的对位逻辑,都被转化为鲜活的情感叙事。
富特的大多数录音,都属于音乐表演艺术中绝对的杰作之列,他录音目录相当广泛。其中,战时的录音尤为突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5年,这些录音中的许多落入了莫斯科,但也有一部分留在了德国,并在富特去世后以唱片形式为人所知。战时录音包括1942年布鲁克纳第五、1944年贝多芬第九、1943年勃拉姆斯第一等,总计超过50场演出。这些作品在富特去世后(1954年),由EMI、DG等公司陆续发行,成为研究其艺术的重要资料。
当时,人们发现并鉴定了布鲁克纳《第五交响曲》以及其他一些属于富特的录音资料。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被毫无争议地确认为真迹。但也有一些引起了富特研究者们的困惑。鉴定工作由音乐学家如Frederick Dorian和唱片收藏家合作,通过比对节目单、广播日志和乐团风格(如维也纳爱乐特有的弦乐颤音),确认了大部分录音的归属。例如,布鲁克纳第五的录音与1942年10月25日的音乐会记录完全匹配,乐团编制和演出时长一致。然而,部分录音因标签缺失或信息矛盾,引发了长期争议。
原因在于这些录音首次以唱片出版时伴有一些不准确之处。成为争议对象的录音包括:约瑟夫·海顿的《第104交响曲》、爱德华·格里格的《钢琴协奏曲》(独奏——瓦尔特·吉泽金),以及后来出版的欧根·达尔伯特的歌剧《低地》序曲和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的交响诗《斯捷潘·拉辛》。早在1970年代初,海顿交响曲和格里格协奏曲出版时,乐团标注有误,写成了柏林爱乐乐团。当时旋律方面尚不了解富特文格勒战时的音乐会曲目,因此认为所有录音均由他的主要乐团演奏。10年之后,情况才逐渐明朗:这些录音资料的登记编号不属于柏林,而属于维也纳,是从维也纳将拷贝送至柏林广播电台的。这些录音本身也不属于音乐会录音,而是所谓的电台制作,即记录在磁带上的电台广播节目,或在电台录音室内的录音。海顿交响曲、格里格协奏曲以及达尔伯特序曲,构成了1944年7月30日为电台演出的同一套节目。其编号的主要字母代码(Eu — Europa)属于维也纳电台,但录音可能是在维也纳以外的地方(慕尼黑、拜罗伊特)制作的。具体而言,海顿第104的录音中,乐团弦乐的温暖音色和木管的柔和处理,符合维也纳爱乐的风格,而非柏林爱乐的锐利音色;格里格协奏曲的钢琴独奏吉泽金,其触键方式与维也纳广播录音室的声学特性匹配。Eu代码表明这些是欧洲广播联盟的交换节目,维也纳电台常将拷贝发送至柏林用于战时宣传。
乐团极有可能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无疑属于维也纳电台录音的还有格拉祖诺夫的《斯捷潘·拉辛》。该录音首次出版时标注日期为1945年2月2日,并引起了指挥家遗孀富特夫人的强烈反对。她证实,富特文格勒在这一天已离开维也纳前往瑞士。该日期标注在送往柏林广播电台的录音拷贝盒上。可以推测,所注日期并非录音本身之日,而是制作拷贝或播出的日期(甚至标明了时间——上午11点)。维也纳爱乐的参与证据包括:录音中圆号的典型维也纳音色(柔和而圆润),以及弦乐组的滑音处理,这与乐团战前的录音风格一致。格拉祖诺夫作品的录音,根据电台档案,实际录制于1944年秋季,但拷贝在1945年2月2日制作并发送至柏林,用于当日广播;富特夫人提供的行程记录显示,他于1945年1月底已离境,排除了现场指挥的可能。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有争议的录音资料均为富特的真迹,正如战时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或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录音一样,它们也属于电台制作。这些录音首次在其他国家出版时,并未引起任何怀疑。关于其真实性的主要论据(除文献资料外)正是诠释本身。其风格特征只能属于富特。这些富特录音资料的唱片并非商业性发行,在其他国家(如美国的"Discocorp"等公司)是通过从在莫斯科购得的唱片进行翻录而出版的。诠释风格包括:速度的弹性处理(如海顿交响曲中的突然加速)、力度的戏剧性对比(如格里格协奏曲高潮段的强音爆发)、结构的宏观掌控(如达尔伯特序曲的主题发展逻辑)。Discocorp等公司通过黑胶翻录发行,但因音质损失和标签错误,导致早期版本可信度低;直到2000年后,旋律公司基于原始母带的重制版,才彻底解决这些争议,确认所有录音均为富特真迹,丰富了其战时艺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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