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泽征尔｜柏林爱乐

王涛

　　

　　鲜有其他指挥家与柏林爱乐乐团的关系，能如小泽征尔这般深厚。他的音乐才能甫一开始便赢得乐团敬重——对乐谱细节了然于心，清晰传达所求之音。但与他共事之所以美妙，更在于他从不将意志强加于人，而是将个人见解融入平等协作之中。这不仅成就了令人愉悦的互动，更催生出一种音乐表达，其间自由与即兴始终留有空间。

　　小泽征尔对柏林爱乐而言，堪称多维度的文化使者。他深化了乐团与日本音乐界的核心联结；因久居美国，他为合作注入跨洋视角；尤为重要的是，他在不同音乐时期架起桥梁。作为赫伯特·冯·卡拉扬的艺术门徒，他深深植根于我们历史中大师执棒的重要篇章；同时，凭其亲和力与不拘一格的风范，他亦化身为一抹清新之风，代表新一代指挥家的形象。简言之：小泽征尔于我们，是全方位启迪灵感的艺术存在。2016年，我们心怀欣喜与感激，授予他"荣誉成员"称号。

　　本专辑主要收录双方合作尤为密集的上世纪80年代音乐会实录。彼时，小泽征尔每季皆多次以客座指挥身份执棒。所选曲目既展现其广阔风格维度，亦折射其艺术偏好——从德奥古典与晚期浪漫派，至法国经典与现代之作。而更重要的，我们期盼这些录音能传递合作之魂：一种对音乐奉献与人性交融的共同理想。

伊娃-玛丽亚·托马西
小提琴手·乐团理事会成员

斯特凡·多尔
圆号手·乐团理事会成员



挂念家父的诸位：

　　家父与柏林爱乐有着近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柏林对他而言是格外特殊的城市。乐团里甚至还有他固定的网球伙伴！此刻不知何故，我突然忆起每当自己前往柏林时，父亲必定会带我去的那家中餐馆。某次排练结束后饥肠辘辘地赶到店前，却发现大门紧闭——原来正值午后休息时间。"这可如何是好"正发愁时，父亲轻叩店门，老板娘竟笑盈盈探出身来："指挥家先生呀，那我这就简单做点，快请进吧！"想来父亲对意面、荞麦面、拉面、乌冬等面食尤为偏爱，定是常来光顾早已相熟。无论身处何地面对何人，父亲总能以他标志性的温暖笑容真诚相待，故而总不可思议地收获善意相待。曾听闻"他人态度乃自我心境的投射"，父亲确以这般胸怀，与所有遇见的人交换着美好。他那温暖坚韧、宽厚豁达的人格魅力，令人发自内心敬重。

　　2003年与柏林爱乐合作的瓦尔德尼夏季森林音乐会于我亦是初体验。当时邀请马库斯·罗伯茨三重奏共同排练格什温作品时，据说这是历史悠久的夏季音乐会首次上演爵士乐。记得排练初始众人皆神情凝重，似在忐忑这场跨界尝试的未知。然而首日首次休息间隙，低音提琴手们主动与三重奏的贝斯手罗兰交谈，转瞬间便充盈起和乐融融的氛围，父亲谈笑的模样至今清晰。那份独特的融洽气场，想来唯有父亲方能营造——率真、敞开、毫无保留。

　　正式演出当天，我从露天剧场碗状看台的最外围缓缓环绕踱步，欲从不同角度感受舞台。初夏碧空映着满目苍翠，在暮色渐深的后半场，观众席如星河初现般次第亮起烛火与照明，恍惚间宛若万千流萤闻乐来集——如此撼人心魄的画面与音乐共同镌刻脑海，构筑出至美的世界。至今仍分明记得被喝彩环绕的父亲：汗透衣背的他在光芒四溢的舞台上频频鞠躬致意，向热情的观众高高举起右手，欢欣笑意如泉奔涌。

　　家中留存着九岁儿子宽和与父亲三人共居时的欢乐影像，更有父亲每年为宽和庆生亲笔写下的祝语："致最爱的宽和君，八岁生日快乐！感谢你降临世间八周年，神明保佑我们的小天使健康成长。P.S.我也很有精神哦！(绘制了吐舌表情)"对于身体日渐受缚的父亲而言，宽和的存在以及音乐本身，始终是最明艳的喜乐之源。纵使肌体渐困，父亲在音乐世界里永远自由翱翔。斋藤纪念乐团、维也纳、柏林的乐友们都深谙此道，总在密集行程中为父亲创造共奏的珍贵时光——

　　柏林爱乐挚友克努特先生邀我观摩来访东京的十二位大提琴手排练；乐团另一次访日时更在音乐厅留下温情脉脉的亲笔信。每当思及父亲曾何等珍视这些共处的时空与心意，感激之情便满溢难抑。特别要感谢近四年照护父亲的护士与上门医生、相伴十四载的主治医师团队，以及东京·松本事务所同僚们的倾力付出——是他们让父亲晚年所念所盼皆成现实。

　　十四年陪护岁月，我将父亲置于生命首位。执刀医师在父亲离世后紧握我手高声道："征良女士，这十四年您辛苦了！请容我替小泽先生向您致谢！"那一刻我恍如孩童般放声痛哭。而当被这句话触动回望来路时，惊觉漫长岁月里竟全无悔意，这份充盈心灵的温暖力量远超想象——我相信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馈赠。

　　此心此生，永怀对父亲与各位的感激。感谢所有鲜活的音乐，更感谢音乐世界里永远鲜活的父亲。恳请大家继续守护这份让父亲永驻音乐天堂的奇迹，请接受我们饱含挚爱与感激的请托。

　　小泽征良





「纪念我的黎明前同僚小泽征尔」
村上春树
<2016年4月，柏林>

　　四月的柏林尚带寒意，冷风刺骨。就在我抵达柏林前不久，伊斯兰国发布声明预告恐袭："昨日巴黎，今日布鲁塞尔，明日何处唯有真主知晓。或许将是伦敦、巴黎或柏林。"然而柏林街头却未见紧张气息，机场安检亦如常运作。唯独我暗自绷紧了神经。

　　小泽征尔原定于4月8日与10日两度执棒柏林爱乐。两日曲目相同，皆由他指挥贝多芬《埃格蒙特》序曲与《合唱幻想曲》（钢琴：彼得·塞尔金）。这是他时隔七年再度指挥柏林爱乐。赴德前夕，他在东京三得利音乐厅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搭档是合作默契的水户室内乐团。那次演奏虽达至令人惊叹的高度，但任谁都看得出他已将残存体力倾囊相授——历经食道癌全摘手术与腰椎手术，常规晚间音乐会半场曲目量于他已是极限。然而注入这"半场"的能量与热忱却非同寻常，呈现效果更是难以置信的完美。病痛痕迹荡然无存，代价却是剧烈的体力消耗。毕竟他是绝不偷工减料之人。

　　小泽使用的柏林爱乐休息室，正是赫伯特·冯·卡拉扬昔日的办公室。现任首席指挥西蒙·拉特尔在此办公。房中央矗立着施坦威三角钢琴，墙上密布画作与照片。小泽首次指挥柏林爱乐恰在五十年前——1966年9月，时年31岁的指挥新秀的曲目单是：


　　贝多芬《第一交响曲》作品21

　　舒曼《钢琴协奏曲》作品54（钢琴：约尔格·德穆斯）

　　亨德米特《画家马蒂斯》

　　"真是分量十足的节目。"我感叹。

　　"内容很扎实吧。"小泽说，"这般厚重的曲目，卡拉扬老师竟全盘托付给当时资历尚浅的我。'小泽你来'，仅此而已。"

　　"是勇气使然，还是出于信任呢？"

　　"卡拉扬老师常说'机会只给一次，能否再得全凭自己'，这方面他极其严格。但后来他不断给我工作机会，想必是认可了我。"

　　卡拉扬不仅在音乐上高度评价小泽，私底下也颇为青睐。

　　"直至去世，他都视我为弟子。我虽自认始终承袭斋藤秀雄老师的指挥技法，但卡拉扬似乎不仅把我当弟子，更视若己出。他膝下无子，只有两位千金。"

　　"但初次站上这个舞台指挥柏林爱乐时，当真不紧张？"

　　小泽偏头思索："嗯...记不太清了。或许真没怎么怯场，毕竟更怕触怒卡拉扬老师。那位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哈哈哈。"

　　五十年光阴流转，卡拉扬已归道山，小泽迎来八十寿辰。莽撞也好，思虑欠周也罢，众生皆平等地老去。

　　我获准观摩两次排练：首次为内部彩排，次为带妆预演。两场排练令我深有感触：其一，柏林爱乐与生俱来的音色之美。弦乐齐奏时刚韧饱满的轰鸣，堪称震颤灵魂的震撼，其他乐团断难企及。其二，小泽几乎不作指示——仅就关键段落稍作沟通，重复演奏一两次便听任乐团发挥。我曾目睹他与其他乐团排练，素来以细致入微著称，常反复雕琢直至满意。面对柏林爱乐却如此洒脱，委实耐人寻味。

　　"为何鲜少提要求？"我问道。

　　"无此必要。"小泽答得干脆，仿佛理所当然。

　　"比如《埃格蒙特》序曲，这乐团怕是演过千百遍了吧？"

　　"想必如此。"

　　"那他们自成体系的演绎方式，不会凌驾于您的音乐意图吗？"

　　"不会。"小泽斩钉截铁，"他们通过我的手势体态领会意图。德语谓之'Auftakt'，日语或可译作'呼吸'。他们能敏锐捕捉并随之微调演奏，无需言语赘述。这般耳力、悟性与应变技巧，举世罕见。"

　　当然，能以"呼吸"传递意图的小泽之指挥造诣，同样令人叹服。"柏林爱乐与维也纳爱乐的运弓方式截然不同。"小泽以《埃格蒙特》序曲为例详解："此处连续断奏，柏林这般回弓，维也纳那般运弓，音色自然迥异。排练时需据此调整，兼收各家之长。这些细节处理，我年轻时就被斋藤老师锤炼得刻骨铭心，至今受用。"

　　正式演出后的休息室里，小泽感叹："柏林爱乐弦乐音色今胜于昔。虽不便明言，许是那些固执己见者渐次退场之故。从前总有些特立独行之人，即便全团商定速度，仍坚持'我自按我的方式演奏'。"旁听的乐团首席樫本大进闻言莞尔。他担任此职已六年。"团员们今日确实格外投入。"樫本笑道，"或许有些过于卖力了。"

　　次日三份报章皆不吝盛赞，共识在于"小泽令柏林爱乐往昔音色在当代重焕新生"。对柏林人而言，这比什么都珍贵——既有卡拉扬的华美，又现伯恩斯坦的激情，二者在演奏中鲜活共存。评论指出，小泽完美承继伟大前辈的音乐传统，并欲将其交付年轻后辈，正如当年自己受赠衣钵。《柏林日报》写道："近年鲜见柏林爱乐如此真挚而音域宽广的演绎。小泽实质从乐团集体记忆中唤回了卡拉扬式音响。"但评论强调无需蹙眉，因其中全无卡拉扬时代浮夸做作的倨傲。小泽以自身真挚热忱，赋予这音响以正当性。

　　<2024年4月，东京>


　　自二月初小泽逝世已逾两月。此刻重读八年前在柏林写就的旧稿，他特有的清亮嗓音犹在耳畔，若干往事历历如昨。

　　某次共行维也纳街头，短短路程竟耗时良久——小泽似与街头艺人多有旧识，不时被呼"大师"而驻足长谈。此时他的神情总是格外欢愉。想来这位指挥大师，定是钟爱这些"音乐自由人"的生存方式。彼时身兼维也纳国立歌剧院总监要职的他，固然以这份殊荣为傲，但内心某处或许始终向往如草原疾风般无拘无束的音乐人生。其灵魂的半壁江山，大约永远属于那个自由王国。

　　我尤爱观摩他排练。指挥家类型各异：独裁型、导师型、寡言者、雄辩家、慢性子、暴脾气...小泽属于不露声色、徐徐拧紧细节螺丝的类型。他凝神细听，发现问题便友善指正，耐心反复调整，直至淬炼出理想音色。奇妙的是，每拧紧一颗螺丝，音乐反而愈发自由通透。这总令我惊叹——通常事物只会随螺丝紧固而僵硬，但小泽魔法却使演奏举重若轻，音乐愈发自然灵动。我以为这正是"小泽魔术"的精髓所在。

　　这般奇迹的根基，自然在于其心中岿然不动的音乐图景。他只需将这份确信，通过毕生锤炼的技艺，托付给乐团这件"综合乐器"。没有过度阐释，没有夸张姿态，没有情感绑架，唯有剔尽浮饰、发自本心的纯粹音乐思惟。正如作家淬炼文体至极致，终使文体隐形而唯余故事，小泽晚年演奏，或许正臻此等化境。

　　能如此举重若轻者，除他之外，我竟想不出第二人。多么渴望继续聆听小泽音乐的未来——它将去向何方？抵达何处？固然现存录音弥足珍贵，但那些未及诞生的未来之声，终究成为永恒的遗憾。

　　"我最爱黎明前的几小时。"小泽曾说，"万籁俱寂时独自研读乐谱，心无旁骛地深入..."此刻他脑海中想必唯有音乐回响。当乐谱在静默中展开，那该是如哲学理念般纯粹自洽的世界，或许正需黎明前的黑暗滋养。

　　说来惭愧，我写作时也惯于黎明前伏案。笔耕时常想："此刻小泽先生也该起身研读乐谱了吧。"遂暗自砥砺。虽不敢妄称比肩，但想到世间再无这般"黎明前同僚"，便觉无限怅惘。




　　多面性的局外人
　　弗雷德里克·汉森(Frederik Hanssen)撰写的肖像

　　红色是他的颜色。红色眼镜配红色绳子绕颈；红色衬衫、毛衣和夹克；甚至红色运动鞋：小泽征尔(Seiji Ozawa)一生都喜欢穿红色，直到生命的尽头。这种偏爱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灵感来自波士顿红袜棒球队——早在成为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之前，他已经是该队的忠实粉丝。

　　当然，在音乐厅或歌剧院的晚间演出中，他会穿传统的黑白服装；但即使在那里，红色也总是象征性地存在：在他对音乐的热爱中，在他热烈的手势中，在他演绎作品时迸发出的火花中。当小泽征尔指挥时，激情显而易见，甚至在他那传奇般浓密秀发的发梢。

　　然而，他身上没有任何表演者的影子。这位日本古典音乐明星绝不是一个追求关注或自我推销的人。北美音乐家以及柏林爱乐乐团(Berliner Philharmoniker)的成员尤其记得这位指挥家的友善、他温和的天性、他与他人相处的喜悦。还有他近乎僧侣般的职业道德。钢琴家儿玉桃(Momo Kodama)回忆说，每天清晨，最晚六点，小泽征尔就会埋头研究乐谱，痴迷地研究文本细节。

　　他对所诠释的作品持谦逊的态度。他始终保持着好奇心，是一个学习者——完全符合日本人终生追随一位大师（即“先生”）的理想。他的第一位老师是斋藤秀雄(Hideo Saitō)，这位在莱比锡接受过训练的大提琴家，后来成为日本西方音乐的先驱。斋藤秀雄指导小泽征尔指挥五年，并抽出时间与他的学生相处。“这让我在课堂之外也能和他在一起，”小泽征尔后来感激地回忆道。“他不断地告诉我很多东西，不仅是关于音乐，还有关于生活。这样的关系一直都是我的理想。”

　　小泽征尔有幸在欧洲遇到了另一位“先生”：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他后来成为了小泽征尔的父亲般的人物。1960年，乌尔里希·埃克哈特(Ulrich Eckhardt)——后来长期担任柏林艺术节总监——亲眼目睹了小泽征尔和卡拉扬在柏林的第一次接触。作为赫伯特·阿伦多夫(Herbert Ahlendorf)班上的学生，埃克哈特被允许参加卡拉扬在当时被称为艺术学院(Hochschule der Künste)举办的年度国际指挥实习。课程已经开始，一辆破旧的西姆卡(Simca)汽车停在外面，一个身材纤细的日本人跳了出来。“这个留着一头黑色卷发的家伙怯生生地加入了其他参与者，几乎听不见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埃克哈特写道。“但当他一面对乐手，站直身体，深吸一口气，他的整个身体似乎都变大了。然后，听众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

　　因为这位25岁的年轻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里每个人都在努力学习的东西，包括乌尔里希·埃克哈特：“音乐能量几乎完全转化为身体动作，紧张与放松之间的和谐，从呼吸中诞生的动作。”甚至直到现在都对参与者“懒散而阴沉”地回应的音乐家们，突然之间必须精准地进入，无论他们是否愿意。“这位身材矮小的日本指挥家一举表明了他的能力。现在他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小泽征尔！卡拉扬惊奇而高兴地跳了起来——终于，在经历了所有平庸之辈的努力之后，出现了一位与他旗鼓相当的音乐家，符合他对现代、高度专业指挥家的理想。”

　　从那一刻起，爱乐乐团的老板尽其所能为小泽征尔打开古典音乐世界的大门。“目睹了他的胜利，”乌尔里希·埃克哈特继续写道，“其他指挥专业的学生起初感到灰心。我们认真研究了指挥家与乐团之间动作的几何形状和手势的解剖结构；我们研究了著名哑剧演员艾蒂安·德克鲁(Étienne Decroux)的概念和有影响力的著作《禅与箭术》；现在，一位来自禅宗发源地的音乐家出现了，他体现并可以简单地应用所有这些。”

　　1981年有一张标志性的照片，记录了这两位性格迥异的艺术家。为了筹备柏林爱乐乐团成立100周年，卡拉扬决定让他在乐团的工作被大众杂志《Stern》以专题报道的形式记录下来。摄影师迪特·布鲁姆(Dieter Blum)被选中陪同一位记者参加爱乐乐团在欧洲和亚洲的巡演。

　　在东京，布鲁姆捕捉到了奥地利超级大师和他日本得意门生之间的亲密时刻：场景是一个“看起来有点破旧的休息室”，正如卡拉扬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奥斯本(Richard Osborne)所描述的那样。“在宏伟但有些褪色的红色‘舞台’幕布的衬托下，”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正坐在一张旧皮凳上，上面挂着一张万宝路香烟海报。蹲在他脚下的是小泽征尔，此时他已是世界闻名，并在波士顿担任音乐总监八年。

　　师生关系一直持续到1989年卡拉扬去世。小泽征尔从未接受过卡拉扬提出的使用非正式称呼“你”（德语中的“du”而不是正式的“Sie”）的提议。“这是不可能的，”他回顾说。“卡拉扬一直说‘试试吧！’每当我称呼他为大师时，他都会纠正为赫伯特。”

　　在他们1960年第一次相遇时，小泽征尔已经获得了两个主要奖项。然而，他的指挥生涯最初是由权宜之计决定的。这位年轻人本想成为一名钢琴家，但在他16岁时，他在一场橄榄球比赛中摔断了两根手指。“我的母亲、父亲和我的两个哥哥都非常愤怒。他们都认为我的音乐抱负已经结束了。但我根本没有准备好放弃。”因此，他决定拿起指挥棒，尽管他在该领域的经验仅限于指挥一个业余合唱团，而且他还没有参加过交响音乐会。

　　但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天才，获得了足够的自信，以至于在1959年完成学业后，他带着他的摩托车和吉他登上了前往欧洲的船。在巴黎，这位24岁的“逍遥骑士”得知了在法国贝桑松镇举行的国际青年指挥家大赛(Concours international de jeunes chefs d’orchestre)。他自发地参加了青年指挥家比赛——并赢得了比赛。

　　这场胜利又带来了前往美国的邀请，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坦格尔伍德音乐节(Tanglewood Festival)上，他获得了慷慨的库塞维茨基奖(Koussevitzky Prize)。这笔奖金资助了他前往柏林的旅行，在那里，通过他老师的介绍，他遇到了歌手田中路子(Michiko Tanaka)。自1941年以来，她一直与演员维克托·德·科瓦(Viktor de Kowa)结婚，并且是战后西柏林最有趣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不仅让她的年轻同胞参加了卡拉扬的指挥课程：她还为他安排了当时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提供的津贴。

　　在柏林，这位崭露头角的指挥家很快遇到了卡拉扬艺术上的对立面——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后者自发地邀请他担任他与纽约爱乐乐团(New York Philharmonic)日本巡演的助手之一。意识到两位明星之间的竞争，小泽征尔忐忑不安地将伯恩斯坦的信给卡拉扬看。后者的回应是：“你绝对应该去，然后告诉我他是如何排练的——我是说确切地！”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一年半后，小泽征尔从美国回来，可以向卡拉扬报告他与伯恩斯坦的经历。1966年，与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同年，这位年轻的日本指挥家终于在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台上首次亮相。他已经担任了他的第一个音乐总监职位，与多伦多交响乐团(Toronto Symphony Orchestra)合作。乍一看，小泽征尔让《每日镜报》(Tagesspiegel)的评论家沃尔夫冈·伯德(Wolfgang Burde)想起了E.T.A.霍夫曼(E.T.A.Hoffmann)的剪影，“尖尖的燕尾服”和“痴迷、灵活的手势”。然而，很快，评论家就被指挥家“蜂鸟般的优雅”所折服，在贝多芬第一交响曲中，这种优雅激发了乐团产生“闪电般快速、优雅的音乐动作”；在舒曼的钢琴协奏曲中，他以“完美的技术”为独奏家豪尔赫·博莱特(Jorge Bolet)伴奏。

　　这位日本新人能够以“极其优雅和巧妙的方式”传达他在欣德米特(Hindemith)的《画家马蒂斯》交响曲中的意图，这给评论家和整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我们这个世纪风度翩翩的年轻指挥帕格尼尼(Paganini)赢得了由衷的掌声，并逐渐获得了起立鼓掌。”

　　在他取得胜利后，卡拉扬于1968年再次邀请小泽征尔，这次是两个节目：第一个节目，除了贝多芬的《普罗米修斯的生民》序曲和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外，还有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K 503，由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担任独奏；接下来的一周，小泽征尔为爱乐乐团的首席米歇尔·施瓦尔贝(Michel Schwalbé)伴奏格拉祖诺夫(Glazunov)的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并指挥海顿的第86号交响曲、武满彻(Tōru Takemitsu)的《绿》和阿尔贝托·吉纳斯特拉(Alberto Ginastera)的芭蕾舞剧《庄园》(Estancia)中的舞蹈。

　　1973年，小泽征尔对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的芭蕾舞剧《达芙妮与克罗埃》(Daphnis and Chloé)的“激动人心的”诠释（《每日镜报》）被誉为“巨大的成功”：“他掌握的手势以一种异常明显的方式表达了音乐的流动。他让色彩发光，或者，当乐谱需要时，他保持纹理的脆弱、干燥和精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小泽征尔定期在柏林和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指挥乐团。

　　不用说，当柏林爱乐乐团庆祝乐团成立100周年时，他于1982年在场。1983年在巴黎指挥梅西安(Messiaen)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çois d’Assise)壮观的首演三年后，小泽征尔与爱乐乐团一起演出了这部长达五小时的歌剧的片段，并指挥了乐团在1986年开幕的东京新三得利音乐厅(Suntory Hall)的首次亮相。“我不想强迫音乐家，”小泽征尔曾经这样阐述他的艺术信条。“我想邀请他们和我一起创作音乐。我希望他们能让音乐成为他们自己的。”

　　1989年卡拉扬去世后，毫无疑问，小泽征尔是他的潜在继任者之一，还有克劳迪奥·阿巴多、伯纳德·海廷克(Bernard Haitink)、洛林·马泽尔(Lorin Maazel)、詹姆斯·莱文(James Levine)、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和祖宾·梅塔(Zubin Mehta)。当音乐家们决定支持阿巴多时，懊恼的莱文取消了已经在柏林安排的音乐会，而马泽尔则有九年之久没有踏入爱乐厅。但小泽征尔和巴伦博伊姆一样，反应自信而镇定。他指挥了1989年的新年除夕音乐会，在1993年的瓦尔德布内(Waldbühne)激发了高昂的情绪，并参加了1994年阿巴多的《浮士德》循环演出。

　　当乐团在2008年邀请他指挥纪念他的导师诞辰100周年的音乐会时，小泽征尔选择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与安妮-索菲·穆特(Anne-Sophie Mutter)合作）和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在我学生时代，我第一次体验了卡拉扬指挥的《悲怆》。那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他解释了他的选择。“他从乐团中获得了什么——简直太棒了。”

　　仅仅一年后，小泽征尔就因癌症不得不退出音乐生活。对于一个不断奔波的人来说，这段被迫休息的时期很难熬。他努力回到音乐生活中——并选择柏林爱乐厅作为他在日本以外的首次亮相。在他首次亮相整整半个世纪后，2016年，他站在乐团面前，哪怕只是为了音乐会的一半。他没有力气再多了。

　　然而，《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的沃尔夫冈·施赖伯(Wolfgang Schreiber)可以报道“高压、充满活力的亮相”，以及“兴奋的面部表情”，这让指挥家看起来几乎又年轻了。“他用整个身体，将旋律和节奏的冲动推入乐团的不同部分，乐团在回应他的重音时受到了启发。他就像一个媒介，让音乐流过他。”

　　第一小提琴声部的彼得·布雷姆(Peter Brem)也有类似的感受：“我们曾预料到他可能会虚弱，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他已经老了，但他的动作仍然优雅而挑剔。他充满活力，就像以前一样。这位杰出指挥家的精神和身体状态都完好无损。小泽征尔精神焕发。我们笑了很多。”

　　在这场令人难忘的音乐会总彩排之前，柏林爱乐乐团授予小泽征尔荣誉会员称号。这是一种罕见的荣誉，由乐团董事会的克努特·韦伯(Knut Weber)颁发给这位明显感动的指挥家。韦伯出生于1974年，自1998年以来一直是乐团大提琴声部的成员，他对小泽征尔的记忆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也是一位“反指挥家”，与古典音乐界的许多明星截然不同。他身上没有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他在社交互动中非常友好；事实上，他似乎总是对能够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心存感激。

　　“和他在一起一切都很容易。没有笨重的强调，没有炫耀的向下动作，”韦伯赞赏地谈到小泽征尔的指挥风格。“一切都是向上努力和精细描绘的，就像日本书法一样。他身上没有紧张感。他产生了一种始终向前的电流；音乐流动。然后是他那舞蹈般的身体，每一根纤维都渗透着音乐。”

　　在他80岁生日的采访中，小泽征尔本人以令人放下戒心的坦率讲述了他在最成功的演出中，如何被一种感觉所淹没，即在那些幸福的时刻，他自己正在创作音乐，他几乎成为了作曲家的转世。他这样描述现场音乐创作的魔力：当诠释者将通常很久以前写下的音符赋予生命时，他便成为了原始创作行为的再创造者。

　　克努特·韦伯强调说，这并不是说小泽征尔只是一个直觉的诠释者。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做好准备。“在开始排练之前，他会小心地在他的指挥台上边缘放上几十张便利贴。然后在指挥时，他会将它们贴在乐谱中他想在排练结束后讨论的地方。”韦伯回忆说，当他提出修改要求时，他从不居高临下。“他是乐团的兄弟和父亲的混合体。”

　　小泽征尔不是象牙塔里的隐士。当纽约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的总经理彼得·盖尔布(Peter Gelb)在20世纪70年代见到他时，他是古典音乐界的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他以其不寻常的外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长长的黑发和爱情珠，在音乐会上，他将这些与西装和白色高领毛衣搭配在一起。为了平衡他在密闭空间中在人造光下的音乐工作，体育运动非常重要。在日本的冬天，他是一位热情的滑雪者，而在柏林，他喜欢在空闲的早晨打网球。他在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中寻找——并找到了——他的比赛伙伴。

　　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拥有广阔的知识视野：深入研究柏林爱乐乐团的年鉴，研究其音乐会的编年史，人们会惊讶于小泽征尔风格的多变性。一方面，他是“俄罗斯晚期浪漫主义的声音感官主义者”（沃尔夫冈·施赖伯），另一方面，他也是法国曲目的专家。他致力于大胆的创新者柏辽兹(Berlioz)，并以对拉威尔和德彪西(Debussy)的精彩诠释让观众兴奋不已，但他也寻找在世的作曲家，并与奥利维埃·梅西安和亨利·杜蒂耶(Henri Dutilleux)建立了密切的友谊。

　　作为现代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他定期推广20世纪的经典作品，从第二维也纳乐派、保罗·欣德米特和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到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和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节奏犀利的乐谱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也是他的日本同胞武满彻精致作品的主要倡导者。

　　但小泽征尔当然也专注于从海顿和贝多芬开始的德国曲目。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和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经常出现在他的爱乐乐团节目中，他可以为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复杂的纹理赋予非凡的透明度。在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不朽的交响曲中，他特别喜欢第二交响曲，他于1960年在坦格尔伍德首次接触到这首交响曲。但他的曲目还包括亚历山大·策姆林斯基(Alexander Zemlinsky)、卡尔·奥尔夫(Carl Orff)、约翰·科里利亚诺(John Corigliano)、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和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的作品。

　　尤利娅·斯皮诺拉(Julia Spinola)在她的著作《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指挥家》(Die großen Dirigenten unserer Zeit)的小泽征尔章节中写道：“凭借他对浪漫主义和晚期浪漫主义曲目的细致、精确、纹理透明，以及——尽管有强烈的气质——始终优雅而疏离的处理方式，小泽征尔很早就找到了一个中间地带，介于肆无忌惮的情感强调和剥离诠释性附加物的运动驱动力之间。”

　　2016年5月，小泽征尔和柏林爱乐乐团进行了最后一次短暂的会面：在东京巡演后，指挥家来到后台祝贺乐团。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多次提出合作开展新的音乐会项目的想法，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能够实现。2024年2月6日，小泽征尔去世，享年88岁。


　　留下的是录音——和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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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和BSO时间太长了，其他一流乐团只是客席，没有担任过其他一流乐团的音乐总监。梅塔和马泽尔这方面开拓性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