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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权利大于善举
2015-02-22 10:26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曹长青3583次点击:我要评论
缺乏“正当性”的所谓“善”，一定不会是正义的。它不仅是伪善，更是恶的根源。正如哈耶克等很多名家指出的，人类的重大灾难，都是在“行善”的正义大旗下发生的。
　　美国的两党之争，凸显两种理念的不同：左翼民主党强调“平等”，要富人多缴税，扩大社会福利，增加政府权力。右翼共和党强调“自由”，要降低税收，控制预算，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左翼强调平等，认为这是社会的“善举”，善举(good)大于权利(right)。为了帮助弱者，为了公共利益等“善”，可以侵犯、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尤其对富人、有成就的人，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平等。
　　右翼强调自由，认为这是人的“权利”，权利大于“善”。如果以善的名义，群体的名义，弱者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等，可以剥夺人的权利，那么整个社会一定会走向群体主义，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靠福利寄生，就把越来越多的权力给了政府，最后丧失的，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自由。共产苏联和中国已经就此做了灾难性的实验。正如有人所指出的：“A country where everything is free but us.”(一个国家什么都免费，失去自由的是我们。)
　　这种左、右派之争，不仅是在美国，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以及东方的日本、南韩、印度等，他们的政治权力斗争，基本都是这两种理念在较量。
　　那么在平等和自由，善和权利之间，到底谁的价值更高?以美国为例，这种“善大于权利”之说，起码有三点错误：
　　第一，它背离美国的立国之本，跟建国理念背道而驰。
　　人人平等，这是自古以来人类就追求的。美国刚建立时，杰斐逊等先贤就在《独立宣言》中强调：人生而平等。但这个平等，不是指贫富平等、收入相同，更不是要“均贫富”;而是指权利的平等，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和获得财富的权利和机会。《独立宣言》强调的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中“追求幸福”的原意是指个人财产权。道理很简单，没有个人财产，生命、生活都没有保障，谈何幸福。所以后来《美国宪法》提到这三大权利时，更明确写为生命、自由、私有财产权。《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两个被视为立国之本的最重要文献，不约而同，都没提到“财富均等”，反而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和权利。2012年去世的知名教授、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威尔森(James Q. Wilson)曾概括说，美国的根基，或说美国的“独特性”(exceptionalism，另译“例外论”)，美国跟世界其它国家的最不同之处，就是美国人从一开始就高举个人自由(liberty)和权利(rights)的旗帜。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护卫美国一路走来的原则理念。
　　第二，“善大于权利”实行起来，必定带来灾难性后果。
　　如果强调“善大于权利”，就可以用“善”的名义，剥夺他人的权利。这个“善”可以是公共利益，可以是穷人弱者的名义，也可以是国家民族等概念。这个所谓的善是抽像的，是号称代表群体的。于是，谁掌握了国家机器，谁有了权力，谁就可以站在道德高地，用代表群体、代表人民的名义，高举行善、救穷人、救弱者的大旗，通过“高税收”合理合法地强行剥夺别人辛苦劳动挣来的财产(不缴税要坐牢)，然后进行财富二次分配。
　　这样做一定导致灾难。因为政府不产生钱，把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财产强行收缴，导致他们没有更多的钱去投资，扩大再生产，并更多消费。结果就是失业率增高，经济下降。同时由于需要大量人力进行这种“财产的二次分配”，政府规模迅速膨胀;需要分配的面越广泛，管分配的政府人员就越多。政府当然是靠纳税人的钱养活的，于是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躺在福利上“寄生”，极大地削弱了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力。而且这种做法是双重不道德的：第一，让纳税人养活不劳而获者是对纳税人的不公平;第二，导致更多的人不愿辛苦劳动，成为靠福利为生的、不对自己负责任的、没有尊严的人;刺激人的负面本性发展。
　　例如800万人口的纽约市，领取福利(welfare)的人，竟高达180万，差不多每四人就有一个领福利。整个美国的数字更庞大，据《华尔街日报》社论，现在全美有4470万人领取食品卷。在三亿人口的美国，真的有14%的人饥肠滚滚、要靠政府食品卷过活吗?根本不是!奥巴马上台时，全美领食品卷的是2820万人，三年后就巨增63%以上!而且很多人并非主动申请，奥巴马政府居然做电视广告，呼吁人们领取。有的州是以家中需要暖气补助为依据发放食品卷，有的家庭暖气补助费才是一美元，结果就获得每月130美元的食品卷。
　　美国的这种福利开支数字惊人，据国会统计数字，今后十年，总花费将达7700亿美元。这种所谓帮助穷人、均贫富的政府大撒钱，给懒汉们提供了绝佳机会，很多领福利的人，不是因为贫穷，而是乘机占便宜(实质是贪占别人的劳动成果)。《华尔街日报》不久前报道说，有所谓“穷人”用“政府食品卷”购买42美元一个的艺术蛋糕。
　　美国目前经济滞缓的原因在这里，希腊和欧元区的经济危机等，都是这种高福利、高赤字、大政府的政策导致。共产国家是高举“善”的大旗剥夺人的自由的极端典型。但它们无一例外，全都经济萧条、人民贫苦，“均贫富”把国家均得一穷二白，更剥夺了所有人的自由。“善举”变成了“恶行”。
　　第三，“善大于权利”是不道德的。
　　但对于左翼的平等论，善大于权利，资本主义代表利润，代表剥削，是不道德的等说法，右翼一直无法理直气壮地反驳。直到从俄国移民来美国的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四、五十年代先后写出《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等畅销小说，以及《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利己的美德》等理论专著，论证资本主义是最道德的商业方式和经济制度，雄辩地论述了不损害他人的“利己”不仅是道德的，更是人类创造和发展的“源泉”，才在理论上为资本主义的道德性“正名”。
　　后来哈佛教授、知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就此写了专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继承和论述了“权利大于善”的根本道理：虽然无政府不可取，但大政府就是大灾难，只有最小规模的政府，才能最大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在该书自序中，诺齐克第一句话就是“个人拥有权利”，随后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个人权利”留给“国家”多少活动空间?
　　诺齐克问的不是国家给个人多少余地，而是：个人权利为国家留下了多大活动空间。这种提问方式，明确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确定了个人权利是根本。而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的发明、创造、交换提供了(和其它任何现有模式相比都是)最公平的平台，是最体现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精神的体系，所以，它才是最道德的。
　　而那种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的所谓“善”，本质上是“伪善”，因为它是以强迫方式(强行征税)进行的,本质上就是抢劫。按诺齐克的说法，缺乏“正当性”的所谓“善”，一定不会是正义的。如前所述，它不仅是伪善，更是恶的根源。正如哈耶克等很多名家指出的，人类的重大灾难，都是在“行善”的正义大旗下发生的。
　　美国的两党之争，其实体现的是整个西方的左右派的两种理念的对阵。这两种价值取向的选择，不仅影响今天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也是人类政治理念争斗的永远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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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唐骏和吴征杨澜一样无耻 (2010-07-23 06:12:48)转载▼
标签： 加州理工学院 大律师 博士 假学历 唐骏 美国 杂谈        
“中国什么都假，只有骗子是真的。”话虽说得比较绝，但却传神地反映了当今中国的现实。在政治专制、经济开放的双轨制度下，中国人的造假和道德沦丧，简直是拾级而上，要登峰造极。其中学历造假，已是普遍现象，很多名流和政府官员也敢造假。
最近在中国博客上成为焦点的唐骏造假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唐骏在中国是相当的名人，曾是美国微软公司中国区的总裁，被称为是给美国公司打工的最高管理者，是“打工皇帝”。他的自传，书名就是《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那口气，简直他就是成功的代名词。
但最近被查出，他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电脑博士学位是假的，该学院根本没有过这么个唐骏博士。他也没有做过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后。在媒体追问下，唐骏否认他说过是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但他的自传电子版和各大网站上那些关于唐骏是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的消息来自哪里呢？除了他本人，谁敢，谁有必要给这个微软中国的前总裁编历史？在中央电视台记者明确指出（并在电视屏幕上展示）他的自传里有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的文字后，他仍当着所有电视观众否认。实令人感叹：真得拿这种人当外星人一样刮目相看。
连Pacific都不会发音的博士
唐骏不仅没有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甚至被人查出，他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也不是那么回事。那是美国一所野鸡大学，靠所谓网络远程教学卖学位。唐骏连“太平洋”Pacific这个词都不会发音，发成“派克”，不信请在这里听：http://video.sina.com.cn/p /finance/20100707/094261057303.html。一个英语再不好的人，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怎么也会把自己学校的名字发出来吧。
面对这样明显的弄虚作假，唐骏不仅不认错、不道歉，反而理直气壮地对媒体回应说，“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天哪，这不仅是赤裸的流氓逻辑，他甚至敢公开宣扬这种流氓逻辑。这真是“没治了”。这等于说，即使我是强盗，抢了银行，即使我是海盗，劫持了商船，但我由此成了百万富翁，“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真是到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境地。有评论指出，唐骏已成了当今中国的“厚黑学大师”，“可以化虚伪为真诚，化谎言为成功学”，真诚地宣讲“不管黑谎、白谎，只要骗成就是好谎”的逻辑。
唐骏这种“真诚地撒谎”，由来已久。看过唐骏演讲的人在网上描述说，“当你看到唐骏演讲，你会由衷地被他的真诚感染，简直太他妈真诚了。你会发现他演讲时候青筋暴露，声嘶力竭，时而故作痛苦状，时而浑身颤抖，肢体语言和表情语言运用得炉火纯青，以至于我看了之后差点呕吐。”“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把虚伪演绎的无比真诚，那么这个人必是唐骏。”“他敢于说自己年薪十亿，脸不红心不跳。他敢于说自己八岁就为将来的媳妇造了一座房子，洋洋自得。他敢于说是他拯救了微软，盖茨经常求他，镇定自若。他敢于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敢于把他的谎言发扬光大，而且振振有词，气壮山河。这样的牛逼不再是牛逼，而是一种高深的境界，很难有人可以超越。”
唐骏在学历（还有专利、成立公司）上敢极为嚣张地造假，无法不令人质疑，他进入微软和升迁，是不是也同样靠造假唬住了美国人？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对造假、欺骗之类毫无防范之心，是最好骗的，而被共产文化毒化过的人，是最会造假骗人的。这一对配起来，美国人根本不是对手。
吴征连“野大”博士都没有
中国的名流学历造假，被揭出之后，不认错、不道歉，还理直气壮，唐骏并不是第一个。早在九年前，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的共同主席吴征，就被查出是从美国巴灵顿这所野鸡大学拿的博士。巴灵顿是美国一个19岁青年开办的，通过所谓网络远程教育，卖学位（后因不法经营被政府取缔）。吴征当年被揭出来是 “野大”博士，也是坚决不认错、不道歉。事实上，吴征连巴灵顿大学的博士都没有，因为那个野鸡大学，根本就没设过博士学位，所以吴征始终都拿不出巴灵顿的博士证书。连那个野鸡大学的假博士都没有，你说荒唐到什么地步！
当年最早也是网上揭出吴征的假博士，我随后写了几十篇调查性报道和评论等，但吴征杨澜夫妇不仅没认错，没道歉，反而找纽约曼哈顿的美国著名的大律师事务所给我和发表调查报告的媒体发律师信警告。那个律师事务所，曾代理美国《时代》周刊被印尼总统苏哈托状告诽谤一案（苏哈托索赔270亿美元）。可想而知，吴征杨澜找这样的大律师事务所，也没少花钱。当时律师信是用专人直接送到我家里，主要是想吓住我，不让我再继续调查和批评。但面对欺骗事实，他们根本不敢真打诽谤官司。但从这个手段可以看出吴征杨澜的卑劣，他们不敢面对事实，更不认错道歉，反而是利用他们的假学历、伪经历骗来的金钱，雇用大律师所，进行威胁恐吓，想封住别人的口。他们甚至声称要设立“警察网站”全球缉拿揭发和批评者，那种气势，比今天的唐骏更嚣张。而且吴征的妻子杨澜也造假，夫唱妇随，是一对“绝配”。
中国为什么盛产“唐骏”
曾任香港阳光卫视总裁的杨澜，夸大她在美国的经历，编造出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以及美国三大电视台都请她做主持人等谎言。说她拒绝了在美国三大台做主持人的机会，要回去报效祖国。而任何对美国情况有所了解，或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像杨澜那种二十多岁才到美国留学的人，只学了两三年，她的英文程度和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根本毫无可能当上美国大电视台的主持人。杨澜的英文能力，念读稿机都不流畅呢，说美国三大台都要她当主持人，只能唬唬那些没到过美国，对西方情况根本不了解的中国人。
吴征杨澜夫妇靠这种学历经历造假，办公司，又通过媒体宣传上市，不仅发了横财，杨澜甚至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成为政府的红人。虽然吴征杨澜的造假事件，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网民们几乎异口同声，批评他们夫妇弄虚作假，但杨澜有来自官方的袒护，禁止媒体讨论和追踪报道，所以对他们夫妇造假的事情，在中国国内，远没有像今天对唐骏假博士事件这样广泛的报道和批评。
中国人的撒谎欺骗，这些年之所以能越演越烈，是因为像吴征杨澜那么严重造假的人，在被揭发后，在根本没有向大众做任何道歉的情况下，不仅继续红火，还可以高升到政协委员的位置。那是一个只要有官方保护，就什么是非都没有的地方。所以才会继续不断出现大小唐骏。
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
除了在中国国内，他们在海外也骗。比吴征杨澜更早些的时候，一个叫艾蓓的中国女人，写了一本所谓的自传体小说，题目是《叫父亲太沉重》，冒充是周恩来的私生女，也是名噪一时，成为热门新闻。那本书因为有损周恩来的所谓光辉形象，在中国不能出，所以台湾成了该书的最大市场，曾在台湾喧嚣一时。台湾女作家曹又方帮助出了这本书，另一位女作家陈若曦则卖力推销，《传记文学》的老板刘绍唐还开记者会推荐。后来艾蓓嫁给了从台湾来美国的哈佛教授杜维明，不知她怎样把那个儒学大师给唬住了。
面对唐骏的假学历被揭出和遭广泛批评，有人分析，唐骏到底得罪了谁，才会有如此结局？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给出了答案：“唐骏从媒体宠儿成为一个灾难，但这与媒体多变的特性并无太大关系，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人们对中国内地整个社会猖獗的学术欺诈和诚信缺失，以及（政府）对该问题处理不力的愤怒。事实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有关学术造假的报道，包括剽窃、考试作弊以及伪造证书。许多人都将这视为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道德遭受破坏的标志，是继金钱和虚荣之后贪求的另一种东西。”
年轻人有时为虚荣或谋职，吹点牛，撒点小慌，不值得大动干戈。而且谎言一旦被指出（甚至没被发现时），一般人都会有羞愧之心。但唐骏和吴征杨澜等人，靠撒弥天大谎，赢得了大众的信任、崇拜，这些东西随后成为骗子们手里的股票价值。他们完全等于从（他们参与的上市公司）股民、（书的）读者、（电视节目的）观众手里偷钱、骗荣誉。
唐骏得罪了所有人
更严重的是，吴征杨澜和唐骏等人，在被揭露造假之后，不是马上出来认错、道歉，而是面对事实百般抵赖，并指控揭发者的目的，甚至威胁揭发者。也有糊涂的网民们猜测，他（们）到底怎么得罪了打假的人。难道只有个人恩怨，才容忍不了撒谎，才出来揭露吗？这是多荒唐、多可怕的逻辑。
事实上，唐骏不是得罪了哪个人，他是得罪了所有人。他践踏了人类从小到大所建立起来的道德准则；而且践踏得理直气壮：“如果谎言可以欺骗全天下人，那么就不是谎言，就是成功的标志”。唐骏实在不是一般的诚信、虚荣问题，而是被流氓哲学浸透的恶棍。如果这种恶棍逻辑不受到严重惩罚，如果吴征杨澜唐骏之类可以绝不道歉地继续在中国得意下去，那就不再是骗子们的问题，而是一个让骗子得意、得志的价值颠倒的社会问题。
2010年7月18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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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骏的真实经历 【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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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高中文凭
考上二类本科北邮的专升本
为出国去了北广，所以就没毕业，本科文凭也灭有
骗了老师去日本公费留学
在日期间歌厅打工，背死人都干过
被导师大骂脑残硕士学位无望
拿了个结业证直接走人
借开会进入美国机缘巧合骗到一张血卡（关键是他去美国根本没签证，混6@4血卡留在了美国。 ）
血卡拿到开公司搞演出办非法移民
去加理工机房玩玩以为就从那毕业了
微软需要一些懂英日语的人去做软件语言翻译
去微软工作结交了某白人高管
被外派到中国上海做技术中心主管
在技术中心忽悠国内各大名校的毕业生做技术支持
让他们做牛做马出工作量他拿去总部邀功
逼下属给他评为‘总裁杰出贡献奖’
升为xxx总裁，因为业绩不佳被鲍尔默大骂开除
坚持不走人，请办公室人吃饭，发了个邮件
自封‘终身名誉总裁’
开始伙同炒作公司包装自己
海外博士，微软技术管理领导人
比尔盖茨离不了的人
忽悠进入盛大做总裁
把盛大上市的功劳往自己身上贴金
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开始到处演讲，出书
演讲丝毫不提技术管理，专谈厚黑学做人学成功学
在盛大混不下去，盛大也要送这个瘟神
碰到福建某民营超市老板陈发树
两人定好炒作计划
‘十亿’年薪打工皇帝出炉
到处疯狂作秀，出书
不知道玩残了多少年轻女粉丝
包括上海东亚宾馆的女领班
赚的钱悉数汇回美国
不幸得罪了人，用他自己的话是‘人最怕的是被人盯上’
现在已被盯上
厚脸皮，坚决不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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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中国模式”是自欺欺人
作者﹕曹长青
面对中国的持续经济发展，西方有人提出“中国模式”。有外人这样吹捧，中国的一些爱国学者，更是兴奋不已，似乎中国的政治专制下的经济发展，已成为一种模式和样板。
但一些头脑清楚的中国学者，则对中国模式提出批评。例如，来自中国大陆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最近在台湾出的新书，书名就是《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他直截了当地说：“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加入了全球化市场，二是采用了西方的金融技术；只是把西方人早在工业革命后就开始的经济发展，延后到1987年才开始而已。同时这位经济学者预测，中国官方和学界越来越相信大政府模式，将可能带来财政危机。
　　
中国历史学者袁伟时则在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所谓中国模式。恐怕将来也未必有这样一个模式。”袁伟时认为，中共建政六十年，“前30年走了一条计划经济的错误道路。结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后30年的经济开放改革，“无非是在经济领域里接纳了现代文明的成果。农村半遮半掩地恢复了私有制，城市也有了相当的经济自由，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袁伟时的结论是：市场经济不是中国独有的，只是我们学的还不够。
中国另一位开明派学者，被称为“中文拼音之父”（主持编制国际通用中文拼音方案）的周有光，今年已105岁高龄，但他的头脑，比那些二十多岁的中国愤青们，不知要清晰、健康多少倍。不久前他接受广东《南风窗》杂志采访时说，不存在“中国模式”。因为所谓模式，就要有别人学习、模仿你，可是，你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这位经历反右迫害，深知专制之害的老学者强调，“从专制到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某个国家要不要的问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中国宪政学者、“后改革思想网”主编陈永苗，更是毫不客气，他批评说：“大声赞美中国奇迹，或者鼓吹中国独特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人，要么是傻人，例如被骗上当的不入流外国教授，要么就是张口嘴巴给主子当痰盂的中国知识份子，与小皇帝身边的太监……何异？”
陈永苗比较历史说：“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哪一个不是经济高速增长，最后爆发革命。威权体制之下的道路，如要说独特，那就是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谁自大和疯狂。中国模式，就是一条满身喷满香水其实内部已经腐烂的、通往灾难和死亡之路。”
其实，中国模式的提法，跟当年吹捧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设计师一样可笑。因为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发展，连共产党本身都称为“松绑”，也就是原来把中国人绑得死死的，现在松开几扣，结果中国人就爆发出这么大的经济活力。那么全部松绑，或原来根本不绑，中国人根本不不要任何人“设计”，谁都知道发财致富。中国现在经济起飞，就是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已有几百年历史，根本不是邓小平的发明，更不是什么中国模式。而中国现在还是“双轨制”，即政治专制下经济开放，结果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机会。如果说这是一种模式，那就是巨大的腐败，巨大的社会不公，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袁伟时说：“不要随便讲‘中国模式’，不要将中国的缺点、弱点固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