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 中国人的冷漠

无盐

中国人的冷漠

作者：林语堂  译者：周松涛

如果说中国人的耐心是举世无双的话，那他们则更是出了名地冷漠。我认为这同样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里有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作为对照。英国名著《汤姆求学记》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汤姆·布朗临行前，母亲嘱咐他“要抬头挺胸，直截了当地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对儿子的临别嘱咐却往往是“少管闲事”。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身处一个法律不保障个人权益的社会，不关心公共事务总是比较保险，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冷漠吸引人的一面，西方人则难以认同。

但我觉得这种差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与中华文化相适应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并遗留下来的，而后人则接受着这种旧观念的熏陶。Taine（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译者注）曾说过恶行和美德好比硫酸和砂糖。若非持有这种绝对的观点，我们仍会认同多数人的看法，即认为任何美德都是“好的”，值得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推崇，并极有可能将它作为生活中的一般准则。

中国人固守的冷漠态度就像是英国人随身携带的雨伞一样，因为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总是暗藏危机，这对于那些管得太多的人来说终归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换言之，中国青年和外国青年一样都热心公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热血志士，他们也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但等这些年轻人到了25~30岁之间的某个时候，大家全都变聪明了（中国人叫做“学乖了”），变冷漠了，而冷漠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老练和有教养的重要标准。有的人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冷漠，有的人则是在手指被灼伤一两次后才习的的。所有的老人都行事谨慎，因为所有曾经行为不羁的老家伙都已经受益于冷漠，他们要在这个个人权益不受保障的社会里生存下去，在这样的社会里，把手指头烫伤一次已经是足够倒霉了。

因此，在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冷漠也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一个人太热衷于公共事务（或者中国人所谓的“闲事”）是非常危险的。邵飘萍和林白水这两位中国最勇敢的记者在1926年被东北军阀（张作霖，译者注）枪毙，甚至都没经过任何审判，其他记者自然会从中学会冷漠，开始“变聪明。”在中国，所谓的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对生活，特别是对当下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自己看法的记者。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人们只有在个人权益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会热心公益，这时，大家只需注意诽谤法（国外把保护名誉的法律通称为“诽谤法”，译者注）。但当公民权益都得不到保护时，人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便会告诉自己，莫谈国事才是对自己人身自由的最好保护。

换言之，冷漠并非一种高尚的美德，而只是一种社会态度，人们因为得不到法律保护而把它当作必需。冷漠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如同乌龟进化出龟壳。中国人的漠视眼神举世闻名，但这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自我约束。中国的强盗和土匪就是这一论断的事实依据，强盗和土匪无需仰仗法律的庇护，因而没有进化出冷漠的外壳，他们是中国社会中最具侠义心肠和公益精神的一个群体。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骑士精神，以“豪侠”为名义，与白话小说《水浒》有着必然的联系。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感受着这些好汉的生活与冒险，通过小说间接得到快感。这就像Elinor Glyn（英国小说家，性爱小说的先锋，译者注）受到追捧是因为她背后有大量美国老处女作为她的拥趸一样。因此，强者是这些富有公益精神的人，因为他们敢承担管闲事的后果，而弱者自然是剩下的大多数，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搀和时事。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也能惊奇地找到佐证。中国的魏晋时期，文人因不关心国家事务而受推崇，结果使国力渐衰，导致中国北部被北方蛮族征服。魏晋时期的文人热衷于饮酒和聚众“清谈”，沉迷于道教的神话，梦想找到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这一时期是自周朝和汉朝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最低点，也代表了一个时代衰退的终结，此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蛮族统治。中国人这种对国事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算正常吗？如果不正常，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历史给了我们答案。

直到东汉末年，中国的文人才开始摒弃这种冷漠的态度。事实上，在这个阶段的政治批评达到了高潮。一些主要的文人和“太学生”都积极参与有关时政问题的讨论（一般叫聚众清议，译者注），参与讨论的人有三万多，他们对朝廷政策和任人唯亲的选材手段进行大胆批评，这是要冒着惹恼宦官和皇帝的风险的。然而，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保护，这场清议运动在宦官的强势镇压下结束了。有些文人连同他们的整个家族被杀害，有的被流放或锒铛入狱。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166-199年，被叫作“党锢”。党锢之祸的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大，以至于整个清议运动从此以后戛然而止, 之后党锢之祸的消极影响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党锢之祸随之而来的是文人们对国家事务的漠不关心，这些人开始沉迷于美酒、女色、诗词和道教。有些文人隐居山林，自己动手修建没有门的泥砖房，从窗口拿别人送来的食物，就这样一直到最后老死。还有些文人化装成樵夫，并恳求亲戚们不要登门拜访，以免自己被人认出来。

随后又出现了七个诗人，或曰“竹林七贤”。其中一个伟大的诗人叫刘伶，他嗜酒如命，常常好几个月都是一副醉醺醺的状态。刘伶乘鹿车时，手里常抱着一壶酒，拿着一把锹，随身跟着一个掘墓人，上路之前就对他说：“我什么时候要是死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把我埋了”。但大家都尊敬他，都说他“聪明”。其他文人有的隐居田园，有的声色犬马，有的放浪形骸。另一个叫阮咸的大诗人与家里的女仆关系暧昧。有一回他在外听人说自己的妻子把女仆打发走了，他立马就从朋友那儿借了匹马，快马加鞭赶上了女仆，当众将她抱上马背。这些人因他们的聪明而受人尊敬。人们对这些人的景仰，犹如小龟羡慕老龟的厚龟壳一样。

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中国人态度冷漠的病灶，同时也了解了产生这种冷漠的根源，众所周知，这种冷漠使中国人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也很简单，即制定法律，保护民权。但好像没有人有足够的远见能看到这么做的长远影响。没人要求这样。也没人真的想这样。

                                       

                                                                                         选自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tigeroars

林语堂真正学贯中西又极有人情味。是我追慕的，也从心底里希望能和他一样。
但总感觉时不待我，难道寄希望于来世

justin-x

[s:20]

宫商角徵羽

缺乏一以贯之的制度...每次改朝换代，一切制度仪式都要重来，包括1949年的。如果过些年再来一次改朝换代，制度又是yesterday once more 可怜的中国人。更何况战乱瘟疫饥荒天灾等等。没有安全感的国度。人也变得冷漠。
还有儒家文化，双刃剑得厉害。如果当年热情奔放浪漫的齐楚文化能遍地开花，儒生董仲舒没和汉武帝相遇，中国应该是另一番模样。当然只能遥想[s:97]

砖墙

原帖由 无盐 于 2009-12-17 21:32 发表
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中国人态度冷漠的病灶，同时也了解了产生这种冷漠的根源，众所周知，这种冷漠使中国人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也很简单，即制定法律，保护民权。但好像没有人有足够的远见能看到这么做的长远影响。没人要求这样。也没人真的想这样。 ...

要求这样的人很多，想的人也很多，但真正能去做的人太少，大部分都习惯性的给自己找出不去做的理由，而且理由都很充分。

而GD之所以能成功建国，就是因为当时不但去想了，而且去做了。

QQSF

那种男人可能等一辈子也没有..........

mote

不用等了，培育一个出来好了

wasaihaha

林语堂所言没错，但结症未必就仅仅是法律，现在法律体系也不谓不全了，民权一样危机重重

昨晚看艾老头一句话，放这里算对国人冷漠之一补充：

艾未未：关于中国人很怕事的性格来自于内心的自私，来自于对他人的不信任，来自于全社会的放弃。当你意识到个人的存在是与他人的存在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时，你会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

davidshaw

原帖由 wasaihaha 于 2009-12-18 15:14 发表
林语堂所言没错，但结症未必就仅仅是法律，现在法律体系也不谓不全了，民权一样危机重重

昨晚看艾老头一句话，放这里算对国人冷漠之一补充：

艾未未：关于中国人很怕事的性格来自于内心的自私，来自于对他人的 ...

[s:20] ~~~~~

panterazhang

中国人还没站起来

眉间尺

啥叫中国啊?[s:6]

wasaihaha

不该遗忘的伍联德

丁：最近，我读了王哲的《国士无双伍联德》（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出版），感慨良多。一个从瘟疫中挽救了中华民族千百万生命的人，一个开创了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人，一个真正得到世界尊敬和科学家，去世还不到半个世纪，但过去我竟然不知道。

　谢：非典以后，关于中国近代防疫史方面的研究很多，提到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自然要提到伍连德。我过去读过一本《成功之路——现代名人自述》的书，良友出版公司1931年出版，其中有伍连德的自述。

丁：伍连德出生于南洋，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0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应袁世凯之邀，回中国办学。1910年东三省鼠疫突发，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以总医官的身份赶赴一线，准确地判断了病因病源，提出了有效的对策，迅速动员朝野力量，协调渗透在东北的俄、日等外国势力，用四个月的时间，成功地制止了鼠疫的流行。这在世界流行病史上，是空前的创举。

谢：1910年东北鼠疫的防治，伍连德自己曾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东北疫情过后，曾出版过三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这套书我在旧书摊上买到过，后来送给了曹树基先生。他用这个材料完成一篇论文，前两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

丁：前几年，我们经历了非典，亲身体验了流行病对人类的威胁是多么严重。无论多么自负的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在流行病面前，都不得不提心吊胆。我们面对非典、艾滋病、禽流感病毒，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中国人在2003年遇到的事，某种意义上说，在1910年就遇到过。只是伍连德积累的经验，我们并不知道，事后才想到他的可贵。伍连德的历史贡献还不止于此，他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建人，是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的创办者，是禁毒的先驱者，是中国收回港口卫生检疫权的第一人。

谢：当年东三省疫情过后，在伍连德主持下，曾建立了东省防疫总处，此举为近代中国防疫制度化建设的开始。1917年年底，山西晋北肺疫流行，也是伍连德负责处理的。晋北疫情过后，也曾编辑过三大册《山西疫事报告书》。其中两册，我也曾于旧书摊得之，后一并送于曹树基。伍连德往东北防疫是他一生重要功业的开始，此人生际遇与中国早期著名外交官施肇基相关。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曾出过傅安明整理的《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其中对早年东北防疫之事也有记载，与伍连德自述对读，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早期防疫史料。中国早期防疫史的一个特点是在疫情发生时，对外人来华救援有相当开放的心态，晋北防疫的主医官就是一个美国人，若无相当自信和见识，不可能有这样的选择。以此判断早年中国政府与国际的交往，对后世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作为很有帮助。

丁：伍联德的功劳这么大，为什么在中国被遗忘？固然可以把理由归结为他晚年居住南洋，和大陆没有来往。但身居南洋的他，并没有被国际医学界遗忘。所以，主要的原因不在这里。我想，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在很长的时间里，谁的故事能够有机会得到传播，谁的故事没有机会得到传播，有特定的政治尺度。白求恩在八路军殉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救死扶伤的象征。白求恩当然值得尊敬，他的故事应该传播，但救死扶伤的英雄不只是白求恩。还有伍联德这样和中共没有关系的人。试想，如果能把传播白求恩的投入拿出百分之一用于介绍伍联德，他能长期屏闭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之外吗？在医药卫生领域是这样，在科学、教育、经济、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很多堪称国士的先贤，都被长期遗忘。这使得我们的心智很不健全，使得公众对本民族历史的理解过于狭隘。

谢：王哲先生学医出身，有健全的历史感，文笔也很好，不知为什么以前没有读到他的著作？

丁：这是他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传记。但在此之前，他以京虎子的笔名，写过不少文章，其中有一篇介绍汤飞凡的长篇传记，也很有份量。汤飞凡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医学界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他以自己的眼睛做实验，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在国际上称为“衣原体之父”。但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却因不甘受辱而自杀。可惜此文至今只在网上传播，还没看到纸介出版物。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也是看到这篇文章，才产生和京虎子联系的愿望的。

谢：我们的史学，我们的传媒，如果只知道围绕权力和金钱的指挥棒打转，只会围绕长官意志鹦鹉学舌，不知道发现和尊重真正的国士，必然导致一代代的读者只能接受片面残缺的历史图景。今人不知道伍联德、汤飞凡不足为怪，后人不知道蒋彦永、高耀洁也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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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国人的冷漠除了恐惧和自私,  一定程度也源于统治阶级空前的思想控制和信息垄断,  洗脑后的单一认知让他们满足于眼前既得利益, 蔑视苦难人群, 社会共同命运认同和关怀严重匮乏, 冷漠得无知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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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薄荷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潜规则盛行，完全不按照律法行事，如何不冷漠？！律法只是用来欺压无权无势者的！[s:19]

qi509

舆论导向老说“素质，素质”岂不知素质是与社会制度相关联的。

ihill

原帖由 宫商角徵羽 于 2009-12-18 13:55 发表
缺乏一以贯之的制度...每次改朝换代，一切制度仪式都要重来，包括1949年的。如果过些年再来一次改朝换代，制度又是yesterday once more 可怜的中国人。更何况战乱瘟疫饥荒天灾等等。没有安全感的国度。人也变得冷漠。 ...

我怎么觉得几千年来，制度没什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