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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燮
首先,音乐结构与文学结构是有密切关系的。文学与音乐,前者以语言符号“字”为载体,通过“字”所表达的概念,以及组合上带来的进一步词意的阐发,来表达人们的情感。故而文学是讲究于时间上的展现,同时,具有相当的空间遐想感。
在这一点上比起外国多音节拼音文字来,汉语单音节字的空间遐想感要丰富得多。从我国诗、词、曲、小说等文体结构上看,前三者与音乐的关系还特別的密切,实际上它们原先就是歌曲中的歌词。其间文体上整齐、长短句型等等的区别,造就了文学体裁的多姿多彩。
而音乐是以物体的振动形成声,再将“声成文”形成音,“比音而乐之”⑴构成音乐。音乐作为一种时间艺术,无论它的旋律、节奏、和声乃至结构等一切,更是依赖于时间上的展现,显然音乐联想比文字更富于空间遐想感,这是音乐艺术特点所铸成的。
虽然我国历史上文体演变往往是由音乐为先导,然而文学结构等方面对音乐的影响之大却是极为明显的。这一反差主要是因为音乐记谱落后于语言记录之故。
其次,音乐结构就是乐曲的表现过程,广义地说包括了旋律、节奏、和声等全部音乐构成要素,狭义地说是指音乐展开的具体过程即曲式。曲式可以说是人类高级思维的产物。中外音乐曲式之所以各有特点,与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文体结构与表达方式、音乐的逻辑等方面,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西洋音乐中最具结构张力的莫过于德国作曲家贝多芬了。有人曾讲到贝多芬的旋律不若肖邦、柴可夫斯基那样情满意溢、悱惻缠绵;他的和声不若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那样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他的配器不若拉威尔、雷斯皮基那样炜烨枝派、卓烁异采;他的语言不若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那样摈古竞今、危侧趣诡。
他的旋律质朴直率;和声简明飞骨;配器严谨平衡;语言通俗平易。然而,这些特点均不是他取胜的真正原因,他其实是以强大的乐曲结构张力取胜的。这种张力首先得自于德国哲学的伟大与深邃。我们知道,欧洲的哲学历来非常发达,上至古代的柏拉图下至后来的康德、黑格尔、尼釆、卢梭、叔本华等,虽然哲学观点并不一定相同,但是,这种哲学思维浸润到音乐创作与演奏之中,却使音乐的内涵更具有哲理性,也就更耐听。
这种哲学思维致使能产生出像奏鸣曲式那样富于哲理性的结构形式,这是西洋器乐曲的显著特点。哈尔姆在谈到贝多芬时曾说:“乐曲的力量全在于贝多芬的塑造力,——即在于结构价值,——即乐曲内部的功能。”他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动机主题是那样的直率、简洁,而其具有哲理性的发展又是如此的富于张力,这种结构美是贝多芬取得成功的最大秘诀。
中国传统音乐中没有出现这样的乐曲结构,这不仅与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不可类比,而且与中国语言文学和音乐发展的特点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乐曲多用标题,这与西洋乐曲以无标题为多显然不同。多用标题的做法是否与中国历来提倡“名(曲名)正言(乐曲)顺”的哲学思想有关?当然也借助于汉字本身特有的简洁的时间空间想象力丰富有关。
例如,开始形成时的词牌名大多与表现内容相符的,后来以曲调填词常就成了与内容并不相关的一种格律规范了。说明中国音乐有的乐曲虽近似无标题,但形式上还是存有标题的,这与填词创作方式不无关系。
最典型的如《老六板》、《十八板》及《小开门》、《泣颜回》作标题曲名等。其次,到后來产生出像《十面埋伏》那样结构长大的器乐独奏曲,显然是受了文学上章回体小说的影响。除了曲名标题外每段再用小标题提示,并用诗或词的结构。相对于小说文章来说,似乎是一种题解式的说明书,凝炼了乐曲的内容。
当然,中国音乐中也有一些哲理性较强的乐曲,如古琴音乐与琵琶的文曲,常体现出中国人的人文哲理思想。但是,这常是一种较为静止的朴素的哲学思想流露,还达不到通过音乐表现的过程(曲式),不断加以阐发的程度。
中国传统乐曲最具结构张力的莫过于《十面埋伏》了。从曲名标题看,此曲是表现历史上著名的楚汉相争的故事。这种内容结构长大的乐曲,常被称为武曲。
其特点用琵琶演奏家沈浩初的话说是:“文套长于表情,武套长于状物。”⑷所谓状物就是以具体描写事物为主,因此,这种乐曲之美就是体现在对战争全过程的细致描述上。
于是,就产生了琵琶音乐乃至中国音乐上特有的一种曲式结构。虽然此类武曲的旋律没有《塞上曲》、《飞花点翠》等文曲那样婉转曲折、优美动听,但是,它的旋律雄壮坚挺,节奏节拍变化丰富,音乐形象生动而丰满。无论从演奏者还是欣赏者角度而言,它是通过“状物”而达到“表情”,从而产生晴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例如,演奏者时为众军之帅,遣兵点将、发号施令;时而身为士卒,奋不顾身、冲锋陷阵,使人有亲临其境之感。犹如在说评话,时而转化角色,时而作些点评。而小说的起源不就是从词话之类的话本发展而来?用于音乐乃是一脉相承的,使演奏者有极大的演奏欲望与结构展现的美感。而欣赏者根据乐曲的逐段铺陈,更是享受到这种乐曲的结构之美。
这种结构美在旋律上虽也有种种变形,但它并不像西洋奏鸣曲那样,以动机发展变奏来构成乐曲。它确实是“状物”的,以不同演奏技巧来模拟战争场面的各种声响,使之贯穿于音乐的铿锵旋律之中。
欣赏每一细小旋律结构的铺陈,似口述故事那样逐层讲解,深入描绘,有声有色,使听者无不为之振奋。虽然较少哲理性,但叙述性与戏剧性较强,尤其是结合琵琶的多样手法,具有极大的可听性与想象性。
此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段落:第一大段包括[列营][吹打][点将][排阵][走队]5个小段落;第二大段包括[埋伏][小战][大战]3个小段落;第三大段包括[项王败阵][乌江自刎][众军奏凯][诸将争功][得胜回营]5个小段落(据李廷松演奏谱)。
乐曲一开始的[列营]借助军中擂鼓的节奏,用轮拂手法在高音区上强力奏出,犹如说书人惊堂木一拍开讲那样,气势磅礴、声震屋宇;几个连续的长扫轮铿锵有力、此起彼伏;然后旋律迂回、一波三折,犹如开战前乌云密布、江涛翻滚。
接着,再用轮拂节奏低八度表现“分营”,旋律作了模进处理,依然是英雄气概不减。然后,在中低音区上奏出三通鼓节奏。如果说前面乐曲开始时用轮拂模拟的是大堂鼓,这里模拟的则是小堂鼓。前面的鼓声具有象征升帐开战意义的话,此时的鼓声才是真正模拟三通鼓的打法(包括敲出的鼓边声),使前后段落富于对比。
鼓声后是“掌号声”,这是用摇指演奏的双音效果十分逼真,像是两支音高稍有微差的先锋号筒同时出声,粗犷而有力。而后,用“提”手法模拟“放炮声”;用夹扫模拟“马蹄声”等,模拟的声响也特別的生动。
至此,以上呈示性的开局以“状物”为主,气势宏伟、力拔山兮。其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充分体现出一种特有的结构张力。无论从艺术构思与形像塑造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征。
接着的[吹打]旋律性较强,悠扬又不失威严,具有吹打曲牌音乐的特点,体现了军队将领出场时那种前呼后拥、威风凛凛、仪态万方的气势与神态。尤其是现在的演奏常在旋律进行的同时,用“挑”打出固定的节奏音型,犹如一种战炮或礼炮声,更增加一种队列式的庄严气氛。
后面的[点将]是[吹打]旋律的变形,用“凤点头”手法演奏似有调兵遣将,迅即部署兵力的氛围;而[排阵]与[走队]运用了新的音乐材料,以“遮分”与“遮扫”手法,气势逐渐高涨似作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以上4段旋律性较强结构排列分明,似乎以“表情”为主,但也形象地通过“表情”模拟了排阵、走队等场面。接下去的3段是乐曲的主要部分:[埋伏]段忽隐忽现的声响,忽紧忽弛的节奏,犹如埋伏时士兵的来回穿梭奔跑,时而露头时而藏身的矫健形象,这是充分利用音乐的力速手段来表现的。
[小战]时出现用“煞”音演奏的刀枪碰击声,开始速度较慢还具有古代开战时那种注重礼仪的成分。因此,今日来演绎是不宜加快演奏或去掉开始慢奏的部分。接着,刀枪声趋于激烈最后导致一片混战的惨烈场面。其间为了对比,又插入了用长轮演奏的、令人悚然的箫声,以凄泣的楚声瓦解了敌人的军心。
而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莫过于用绞弦与并弦手法加推挽音,造成的撕杀及吶喊之声,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在手法运用与节奏上均较为自由,这是武曲型结构最为宽松的地方,各派演奏可以尽情发挥所长,竭尽描写与想象之空间。其结构之美既在于相对的紧凑与宽松,音域与音区的高低对比之中;又在于用特殊手法“状物”所造成频繁交叉的连接之中,故而产生的听觉冲击力异常强烈。
最后,用夹扫演奏大三度模进旋律,指示得胜信号收兵。现在一般为了音乐会的演奏效果起见,乐曲常就在此结束。如果当作评话来表演的话,最后5段还是有点戏剧性效果的。
总之,《十面埋伏》所展现的结构特征,既与文学章回体小说结构特征紧密相连,也与琵琶手法的多样、表现力的丰富所分不开的。这种以事物发展的过程为曲式,以具体乐器手法为手段,来完成一首乐曲的创作,确实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可以说由于乐曲内在的结构张力与乐器技巧的炫耀,就独奏而言一面琵琶抵得上一支交响乐队。
⑴ 引自《乐记》。
⑵ 赵晓生《贝多芬有什么好?》载《音乐爱好者》1992年第
六期。
⑶ 引自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
12月第二版。
⑷ 引自(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上海卷》人民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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