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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安魂曲》:勃拉姆斯的人类精神颂歌
作者:佚名
《德意志安魂曲》首演地不来梅大教堂
“一个毫不通融的时代如今笼罩着世界。造就这个时代的是我们,已经成为时代牺牲品的我们。让英国当锤子,我们当砧子又有何妨?重要的是让暴力占统治地位,不能让笼督徒的奴颇姗骨的祛儒得势。如果胜利、不公平、幸福不是为德国所设,那就让别的国家去享受吧。让天堂存在下去吧,即使我们的去处是地狱也无所谓。”
这一段文字摘自博尔赫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一部以勃拉姆斯同名作品命名的徽型小说。关于这郁作品的正确译名有不少争议,很多人坚持认为,应当翻译成”一部德意志安魂曲”。按照如今通行的德语标题,这个译名是最正确的。不同于其他作曲家,勃拉姆斯没有采用天主教会的固定安魂曲程式和唱词,而是自己从马丁·路德的德文本《圣经》中摘录了一些经文,构成了这部安魂曲的全部唱词,并用德语演唱,这从标题就能看出。因此,它不同于其他安魂曲,这明确了它在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地位。
尽管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这种信仰走上了歧途,如同他在小说中描绘的那个战争罪犯一样,对地狱毫无畏俱。但这种无畏的确组涵在勃拉姆斯所熟悉的信仰之中。这种辩证就在于接受天堂的同时也接受了地狱。人类在信仰中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努力寻找和追求着永但。这种永恒可能是天堂,也可能就是地狱。
并不单纯的创作动机
勃拉姆斯于1857年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按照他一贯的慢工出细活的态势,直到1868年才完成全部7个章节的创作。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勃拉姆斯的动机也许并不单纯。1857年的这个日子可能是比较敏感的,因为一年前,勃拉姆斯创作生涯中的伯乐与恩师罗伯特·舒曼去世,因此,留下了暗恋克拉拉的勃拉姆斯一生为此挣扎不已。1865年,勃拉姆斯的母亲逝世,也是很多人认定的创作动机之一。但事实上,在1863年的舒曼逝世纪念日时,勃拉姆斯已经提议上演这部尚未完成的作品。不过,勃拉姆斯并没有在书信里提到这部作品是专门为舒曼创作的,而是称之为一部“亲切的’作品,十分适合舒曼的为人。
其实,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并非音乐史上孤立的创作,这种体裁也不是他个人的独创。在他以前的历史上就可以列举许茨、普莱托里乌斯、托马斯·塞勒、米夏伊尔·海顿、舒伯特和米勒等等。他们所创作的‘德语安魂曲.无一例外都选择了路得宗《圣经》中的段落作为唱词。而在勃拉姆斯之后,约翰·弗尔德、本杰明·布里顿也创作过非常规拉丁语的《安魂曲》。还有一些作曲家干脆采用非宗教类诗词作为纂础,比如艾斯勒的《列宁安魂曲》和塔夫纳的《凯尔特安魂曲》。正如当初路得宗采用德语翻译《圣经》一样,非宗教和非仪式音乐的倾向在这类作品中十分显著。勃拉姆斯的《安魂曲》同样不是一部宗教礼仪音乐,而是纯粹亲切人性的颂歌。
因此,与传统安魂曲不同的是,勃拉姆斯的作品开始于对于复活的渴望。音乐是深沉的,然而并非单纯的哀仙。因为歌词中第一句就选择了“登山宝训”中的“哀愉的人有福了”。完全区别于拉丁弥撒中的‘主踢给他们安息’,这里的音乐是对复活以后永生的渴望,而不是对死亡的哀悼。正是这种对生的歌颂令勃拉姆斯区别于其他使用拉丁语唱词的作曲家,从而能在音乐中灌入更多生命的气息。
在创作《德意志安魂曲》的过程中,除了与克拉拉·舒曼的徽妙关系以外,勃拉姆斯还遇到了另一个音乐家的天使—曾经给瓦格纳带去无数灵感的威森东克夫人。当然,勃拉姆斯一直在躲避马蒂尔德·威森东克。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两人的交往只催生了一部无足轻重的作品—《火葬仪式》,一部合唱作品。词作者正是威森东克夫人。尽管勃拉姆斯没有成为马蒂尔德的又一只“燕子”,但无疑,《火葬仪式》对《德意志安魂曲》的完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蕴含在音乐背后的真正意义
这种仪式感较强的段落只留在《德意志安魂曲》第二段的部分篇章中。不难看出,勃拉姆斯有意弱化了乐曲的葬礼进行曲部分。而在传统的拉丁语安魂弥擞中,‘震怒之日’的段落具有中心地位。但很快这种进行曲就被打断了,代之以春天一般的温吸。
《德意志安魂曲》的第五段音乐是最后添加进去的段落,由于勃拉姆斯选择了母亲安慰孩子的词句,而被认定是追忆自己母亲的最好例证。也许这一段音乐的确有他对母亲的哀思,但并不影响整部作品的创作动机。最具影响之处倒是这部作品在日后的票房—在一部原本就十分溢暖的作品中加入如此煽情的故事,无疑会让更多人乐于接受它。
1868年,也就是这段音乐加进去的前一年,六段版的《德意志安魂曲》在不来梅大教堂首演,作曲家亲自担任指挥。35岁的勃拉姆斯凭借这次演山获得了观众的肯定。但是,一年后完整的七段版却没有立刻燕得观众的认可。如果说六段版和七段版最重要的区别何在,那也许在于个人化的倾向在最终的版本中更加鲜明。
《德意志安魂曲》在当时获得的成功与政治、宗教的因素不可分创。尽管勃拉姆斯当时常常生活在德国南部的小镇地区,但真正接纳《德意志安魂曲》的是德国北部的新教地区。这些路得宗的教民对复活的揭袭超脱于天堂地狱之外。而勃拉姆斯走得更远一些。尽管他是个虔诚的教徒,他对《圣经》的熟悉也帮助他顺利地挑选了其中的唱词,但真正纹含在音乐背后的意义,是理性的胜利,是对狂拱运动以来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的继承。在这一点上,他的榜样贝多芬,以及贝多芬的榜样亨德尔的作品几乎成了《德意志安魂曲》的直系亲属。
除了继承了德语清唱剧的世俗精神与理性精神以外,勃拉姆斯也继承了这种世俗作品中对人类精神的歌颂。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促成了《德意志安魂曲》在德国的流行。然而勃拉姆斯一生都是一个努力避免政治的人,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贝多芬式的呐喊。但这并不表示他能力所不及,而是他有意识地避免这种明确的指向。第五段的加入或许正是出于这一用意。
也许,抛弃个人问题的过度谊染,我们才能看清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中真正伟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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