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邓丽君！（发一组图片）

杨维中

邓丽君：在争议中启蒙


乐评人金兆钧那时候是老三届，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大学，他回忆说：“我的印象是1977年，那时候‘板砖’(即当时的三洋牌单卡录音机，因形状大小像一块砖头，故被称之为‘板砖’)还没开始卖呢，都是从南方转过来的大开盘带，1978年我第一次听到，当时的感觉是，这是谁的歌？真好听。有了录音机后，大家都在拼命地复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一个同学在‘倒’那盘告别音乐会的磁带，听得如醉如痴。印象最深的是《何日君再来》前面的那段告白，背景音乐非常好听。到1980年的时候邓丽君已经风靡全国了。”
邓丽君的突然流行没有任何征兆，甚至，在当时传播媒介和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她仍能如此流行，这本身就是奇迹，这也恰恰说明了人们对邓丽君的喜爱程度。
金兆钧当时在学校是个比较活跃的文艺分子，于是学校领导找到他，“既然邓丽君影响很大，你要不办个讲座给大家讲讲”。那是1981年的事情，于是金兆钧连着讲了三次，把他当时对邓丽君和那些流行的歌曲了解到的内容都说出来，他说：“快到年底的时候，北京团市委召集大学生代表搞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邓丽君。那时候还挺开放的，不是为了批判她，就是听听大学生的反映。我在会上说了很多，后来《音乐周报》编辑把我留下来，让我写一篇关于邓丽君的稿子，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流行音乐评论。”
那次座谈会去了二十多人，学生们的反应也不一样，大都觉得挺好听的。金兆钧记得当时印象中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言辞，团市委和文化局的人也没什么引导和诱导。这次座谈会，也仅仅是上面对下面的了解而已。就在当时，一些老音乐家开始批判邓丽君，批判的焦点基本上是围绕着她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还没有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上。后来有人开始质疑《何日君再来》，对这首歌的主题指向究竟是谁提出质疑，当时《北京晚报》的编辑刘孟洪曾专门撰文，为这首歌辩解。金兆钧说：“《何日君再来》从情绪上讲比较颓废，但是这首歌只要听上几遍就会唱，到现在电台仍不让播放这首歌，这牵扯到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候音乐观上的冲突。改革开放，这些东西就要重新出现，争论就来了。”
1979年北京有个西山会议，当时的焦点就是邓丽君是靡靡之音的代表，黄色音乐。会上，张丕基、王酩都挨了批，就因为他们的歌曲写得像靡靡之音，李谷一的《乡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直到几年后，李谷一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乡恋》风波”才告一段落。稍后几年，港台歌星开始出现在电视上，虽然一些人认为张明敏在唱法上有问题，但是题材上好一点，还可以忍受；奚秀兰为什么能上春节晚会？就是因为唱的是台湾民谣。但邓丽君不一样，她唱的很多曲目都是三四十年代的，年纪大一点的音乐家都不认她，因为有些东西是由历史决定的。
邓丽君从一流行就带来了争议，今天看来，这种争议在当时还是很正常的，毕竟以当时人的普遍价值观和意识不可能对邓丽君这样的文化现象完全接受。
但是，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却不这么看，第一批接受邓丽君的人，肯定是追逐时髦、对新生事物好奇的年轻人。在“板砖”流行后，又出现了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有些情景可以通过当时拍的电影中寻找到，如果来描述一些不三不四的小痞子的时候，一定要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烫头发，拎着四喇叭录音机，里面装着8节大电池，在大街上晃悠。这些年轻人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大都是邓丽君的歌。金兆钧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北海公园经常办舞会，后来被公安局封了，因为控制不住，人太多了，几万人，全在北海后门的那个山上。听音乐，听完了就跳舞，那时候听的主要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带来完全不同的歌曲概念，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恢复了抒情歌曲的传统，但是恢复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抒情歌曲，比如《九九艳阳天》、《我的祖国》。邓丽君带来的是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曲，从文化类型上看毕竟还是都市的东西，这东西在当年跟老百姓没什么缘，可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一听到它又跟那种建国后的抒情歌曲不一样了。尤其是当时二十多岁的人最敏感，觉得这才是属于我们的。”金兆钧说。
尽管邓丽君在音乐界受到了极大争议，但也是在音乐界，一些音乐家开始潜心研究邓丽君的音乐，比如配器、演唱风格。“我知道当时许多音乐家躲在家里听邓丽君，偷偷研究她的编曲。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些声音。邓丽君首先影响中国流行音乐的就是让很多人知道流行音乐的编曲是什么，很多电子声音咱们都不知道。”而邓丽君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确立了当时女歌手的演唱风格，就是所谓的“气声唱法”。在此之前，中国歌曲除了比较本色的民间唱法之外，还有一种介于美声和民间唱法之间的“民族唱法”，邓丽君教会了人们还可以用嗓音的另一个部位唱歌，即后来所谓的“通俗唱法”。金兆钧说：“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赵莉、王菲……”
邓丽君带动的不仅是流行音乐的启蒙与发展，也刺激了当时音像经济的发展，那时候听录音带是主要的文化消费内容之一，虽然那时候的一盘录音带5.5元，对普通人来说属于奢侈品，但仍然没有阻止普通人对它的消费。金兆钧说：“那时候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就卖掉800万盒卡带，一年一座大楼拔地而起。”1979年，内地的音像发行公司只有几家。到了1982年，全国就有300家音像出版社，基本上都在扒带子。扒带子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学习、培养的过程，这些人就是在一次次的“扒”中逐渐掌握了流行音乐的创作、表演规律。
最后，金兆钧说：“邓丽君确立的音乐形式还是很传统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接受的。中国早期流行音乐的写作，对整整一代的创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我个人觉得，她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她是30年代以来一直到60年代音乐的集大成，她挑的都是历史上被证明是最好听的歌曲，她的唱法也是30年代以来唱法的集大成。

[ 本帖最后由 ywz 于 2008-7-25 15: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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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邓时代”：邓丽君让我心里有了障碍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内地才出台了海外音像制品引进版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扒带子的狂潮消退，很多当年靠扒带子走红的歌星要么作出艰难地转型，要么从此淡出歌坛。
      内地歌坛一度被摹仿邓丽君的女歌手“控制”着，在这个“摹邓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女歌手，不管她们在演唱上是否像邓丽君，在作品相对匮乏的阶段，也只有去翻唱邓丽君的歌曲。赵莉，一个普通的名字，就是当时众多摹仿邓丽君风格最有名的歌手之一，与这些摹仿者不同的是，赵莉的声线、音色和邓丽君极其相似，以至于曾经为邓丽君制作过唱片的制作人在多年后听到赵莉唱邓丽君歌曲时竟也难以分辨。由于赵莉有这样的一个先天优势，所以在当时她出过的翻唱邓丽君歌曲的磁带有八九盘之多，而且每盘都非常畅销。
      赵莉出生在河南周口，后到河北承德，从小喜欢唱歌，因为几次歌手比赛，她得以有机会到北京发展，1985年，在她录制第3盘磁带的时候，便开始翻唱邓丽君，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身不由己。赵莉说：“我当时就是喜欢唱歌，不管是谁的，好听就唱。1986年，我录了大量邓丽君的歌曲，当时旅游声像出版社找我，他们觉得我的音色跟邓丽君很接近，就给了我很多邓丽君的歌，因为当时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很受欢迎，正版又进不来，出版社认为是很大的市场，便找了很多歌手去唱邓丽君，在我之前有好多人都在唱邓丽君的歌。”
      赵莉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小，大家都叫我小邓丽君，1986～1988年，我录她的歌是最多的，几乎天天都在录。”当时的情况是，每个录音棚的记录上都写着赵莉的名字，录制的时间和曲目，仔细看这些曲目都是邓丽君的。“当时录的专辑，通常不写我的名字，都写邓丽君的名字，贴上她的照片。
      直到1989年我去法国演出的时候，接触到其他方面的流行音乐，我就有了要去国外走走的想法，不然在国内，只能唱邓丽君的歌曲。我想唱别的，他们就说你唱得不好，不合适。那段时间我都有点糊涂了，我是不是就这样了？”
      “当时对邓丽君我都有了心理障碍。”甚至这种压力曾经让赵莉梦到过邓丽君，赵莉说，在梦里，她问邓丽君：“你为什么唱歌那么好听？有什么秘诀没有？”邓丽君在她的手心里写了一个“吟”字，“我觉得这个字代表了她歌唱的全部”。赵莉说，“我太喜欢唱歌了，可是老让我唱邓丽君的歌，我就受约束了，不快乐了。一首歌可以学来，但是它的感情你是学不来的”。
      1990年，赵莉出国，在国外，她学到了很多唱法，才慢慢明白，“我在真声区和邓丽君非常像，其实她就是一种唱法，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而自己内心里要表达的东西很重要，也就不避讳这个了，后来唱她的歌也就没什么障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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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邓丽君


      今年是邓丽君去世10周年，当我们回头打量这个已被时光拉远了距离的歌手，会发现，从她身上的光环中折射出来的时代印迹变得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邓丽君这个名字，还可能被赋予一些更新的意义，这个曾经被误解、误读的名字也会随时间推移慢慢还原出她真实的一面。
      1949年，当台湾海峡最终成为一道军事屏障将大陆与台岛分隔开的时候，实际上便开始了不同制度下同根文化的不同繁衍。上世纪70年代末，当内地的窗口开始打开时，第一个走过来的就是邻家女子邓丽君。当时，人们说不清楚，为什么在没有三通的情况下，在两岸文化还没有正式接触的时候，她便不请自来？而且，为什么在这边百废待兴，根本无暇顾及精神需求的时候，她的歌声却眨眼间便传遍大江南北？她到底有什么魔力？
      当我们用时间的长镜头再次把焦点定在那个年代，也许就会发现，恰恰是两岸间的30年隔离造成经济、文化上的泾渭分明，才给了邓丽君一个机会。
      当一个柔美的女人，唱着甜美的歌曲来到我们眼前时，像是一场风雨吹打着我们的脸。经历了“文革”那样的浩劫，在听到邓丽君的时候，人们只能有两种非此即彼的反应：喜欢或憎恶。而这两种态度，在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都已经完全超出了审美范围。邓丽君制造了那个年代第一个观念上的冲突，而两岸关系的敏感，又使邓丽君成了当时极为敏感的人物。现在，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人们对邓丽君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日趋接近一个更真实的邓丽君。
      邓丽君的歌声遍及全球有华人的地方，不管是在台湾、香港地区，还是在东南亚、日本、北美，邓丽君给人留下的是一个妩媚、甜美的标准中国女人形象。在那些地方公众眼里，她只是一个红歌星--一个唱歌好听的歌星而已。只有在中国内地，一些特殊原因才让她变成了一个文化标志、一种潮流、一个属于那一代人心中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记。
      如果抛开政治因素，单纯去看邓丽君的歌曲，同样可以找到流行的理由。邓丽君在内地广为流传的歌曲，恰恰是她去日本发展之前的歌曲，这些歌曲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很中国，很民族。从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流行的歌曲到中国各地的民间小调甚至戏曲，不管它是以怎样的现代方式演绎，都带着浓厚的根源性。
      从这一点看，它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而邓丽君的演唱方式，既有别于旧上海那批歌手的风尘与生涩，又不同于当时台湾其他歌手的洋气与生硬，她恰到好处地把这些歌曲演绎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作品。民歌是一个民族文化根源之一，只有具备这样的根源，才会有真正的群众基础。今天，当流行音乐变得丰富多彩却又都变得昙花一现，只能说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流行文化离我们民族的根源越来越远，成为海市蜃楼般的浮云。所以，可以断言，多少年之后，这一代人绝对不会像怀念邓丽君一样怀念周杰伦。
      受邓丽君影响的一代人，和今天受流行文化影响的人不同，他们是专一的，深入骨髓的，刻骨铭心的，所以才会久久不能遗忘。在那一代人眼里，邓丽君是最美的，她出现在内地改革开放之初，她的歌声在渴望温柔的人们心里，最终在时光荏苒中变成一个也许是夸大的美丽符号和传奇。
      流行音乐一旦在一类人心里生根，其作用往往被夸大，邓丽君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是因为许多人由此开始了解什么叫流行音乐，许多人因为她的歌声而投入到这个行列，并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基础。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这一点她就像猫王之于美国摇滚乐，“披头士”之于英国摇滚乐。邓丽君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影响，从疾风骤雨到润物无声，到今天一直持续着。
      邓丽君唱过一首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恰似你的温柔》也许是渐渐远离那个邓丽君年代，在心中对邓丽君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但又无法忘怀的一代人，在今天重新提起“邓丽君”这三个字后，头脑中对这个人最形象的感受。

杨维中

孤独的中国女儿——邓丽君


      曾看到台湾作家席慕蓉的一段往事。小的时候，她最喜欢唱李叔同的《送别》，而她一向严肃的父亲有一天忽然要她唱来听。受宠若惊的慕蓉于是认真唱起来，但只有一句，就被父亲打断——“怎么会是长亭外呢？不是长城外么？”席慕蓉说歌词本来就是长亭外么，说着要给父亲找曲谱来。父亲却根本不看，只是懊丧地离去，口中喃喃自语——“怎么会是长亭外呢，我一直以为这首歌唱的是我们老家……”
      席慕蓉的老家在长城以外。
      当时看这段故事，只是匆匆，而当在外面漂泊了多年以后再读，忽然热泪满眶，终于明白对于一个离开了故乡的中国人来说，这段文字怎样的让人情何以堪。邓丽君的老家，其实离长城也不远的，她的父亲邓枢为，是河北省大名人。
      如果说荣誉和喜爱，邓丽君，大概是那个时代的歌手中所获最多的了。打开日本纪念邓丽君的网页，扑面而来的，是日本歌迷们对特蕾莎.邓（邓丽君英文名）的爱称——“亚细亚的歌姬.这个称呼不能直译，因为日文中“姬”的含义与中文不同，是“公主”的意思。歌坛上的“亚洲公主”，是歌迷们给邓丽君最贴切的评价吧。
      曾问一位日本“中华艺能”的歌手，为何歌迷对邓丽君的喜爱长盛不衰，答曰：“人如其歌。”沉默片刻，又补充道：“美国人可以征服世界，用枪，中国人也可以征服世界，用邓丽君的歌声。”这和为邓丽君《爱人》一歌作词的日本音乐家荒木丰久的看法不谋而合。荒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因为邓丽君的性格中，有着日本女性已经没有了的那种清纯和温柔。”
      也许，这就是中国女性传统的性格，在八十年代打开国门的时候，无论邓丽君还是席慕蓉，都曾让我们这些故宫角楼下长大的中国人，产生极大的惊讶。

杨维中

清纯和温柔的邓丽君幸福么？
      邓丽君在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于旅行中因支气管哮喘病突然发作，又没有携带常用的药物，未及送院即香消玉殒，逝于泰国清迈，时年42岁。
      次日，日本著名作曲家三木塔卡西正在推敲写给她的新歌《勿忘》，忽闻噩耗。“这支歌本来约好由她来日本演唱的，假如在医疗设备先进的日本，也许就不会死吧。我写这支曲子拖了半年，如果能够按期完成的话……那些天，我每晚酩酊，无法排遣对她的负疚。”
没有人怀疑三木和知道这消息后沉浸在悲痛中的歌迷们的深情，也有人探询——邓丽君死前，最后唱的是哪一首歌？
      邓丽君的最后时刻与歌无关，已经艰于呼吸的邓丽君，在最后的时候，始终在艰难而痛切地呼喊的是——“妈妈”。
      邓丽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的依恋，只有妈妈。邓丽君所要的，不是朋友们可以给她的。
      熟悉邓丽君的朋友这样评价她：邓丽君的一生，单纯而平凡。一如邓丽君自己曾对好友林青霞说过：“我的出身很贫穷，可是我从来不羡慕豪门人家。”“我刚刚出道的时候老是盼着出名，那时因为家里的生活艰难，只希望多赚些钱来补贴家用。”单纯的邓丽君，容易快乐，也容易满足，然而，她的一生都在寻找着一样东西，却始终不可得。那就是一片属于邓丽君自己的归宿。
      邓丽君在1992年给日本友人的签名，虽然在日本生活多年，邓丽君的签名，还是以中文为主体，尽管日语没有“邓”这个汉字。
      邓丽君一生，唱得最多的就是情歌，但是她没有结过婚。死于清迈时，身边的男友将她送上救护车，自己竟去回房安睡。邓丽君的一生，有据可查的恋爱有六次，每次都真情付出，却红颜薄命，每次都以伤心结束。屡次受伤的邓丽君，却……原谅负心的男友，连她的好友都看不下去。
      也许，只是为了曾经有过的那份温暖。

[ 本帖最后由 ywz 于 2008-7-25 15:12 编辑 ]

杨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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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我们深入她的世界才会发现，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亚洲公主，长着清秀娃娃脸，宛如邻家女孩儿的邓丽君，一生都在流浪中度过。荒木丰久这样评价她：“作为人，作为一个女子的邓丽君，其实人生很是坎坷。她的歌，或许也是对她自身哀伤的抚慰。”
      繁华之后，是一个漂萍一般的邓丽君，她对家的那份深情渴望，无论歌迷们怎样爱她，都没有办法满足的。而邓丽君对家的渴望和失落，还有一层更加深刻的东西在里面。
      “亲爱的大陆同胞们，你们好，我是邓丽君，我现在来到金门广播站向大陆沿海的同胞广播……”这是邓丽君在台湾国民党军马山广播站向大陆广播时固定的开始语，这也是大陆开放初期对邓丽君的歌曲采禁的真正原因。至于所谓邓丽君是国民党间谍的说法，则不值一哂，在出境的时候签那样的字，不过是两岸都在政治挂帅时代，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遇到的遭遇而已。
      看到这里，或许有些朋友会感到黯然，对于歌手的邓丽君来说，政治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其实，谈邓丽君，是无法避开政治的，邓丽君在政治上的所为，正是她与大多数艺人不同的一个方面。
      “籍贯河北省大名市，出生于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邓丽君这样的身世决定了她同时深受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喜爱，却又深陷两岸分裂的政治漩涡不能自拔的命运。
      邓丽君的父亲抗战中从军报国，是黄埔军校十四期毕业生，在国民党军中担任下级军官，1949年从营口随军撤退台湾。她从小生活的环境中，出入皆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官兵，不免让对祖国的思念与爱恋深植于幼年邓丽君的心中，并伴随了她的一生。然而，这种背景也同样注定了邓丽君的政治立场。
      毫不奇怪——她本来就是一个国民党军人的后代——不过，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军人的后代。她从小所知道的“中国”，就是那面青天白日旗下的中国，如果说有些艺术界人士是无意间卷入政治漩涡，那么邓丽君则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
      邓丽君在台湾期间，热心于为国民党军作劳军演出和军中广播，甚至她去世后国民党方面曾专门派现任代主席，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伯雄为她的棺椁覆盖了青天白日旗。

谈秋水

没看完，只快快翻了两页，[s:19] [s:19]

老大，看来您研究邓小姐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细碎呀！！！[s:33] [s:33] [s:33] [s:33]

不要让嫂子知道了，否则这几天你的吃喝都有问题！[s:30] [s:14] [s:97] [s:97] [s:97]

叶荣玉

[s:6] [s:6] [s:6] [s:6] 这怎么看啊！！！！杨老师已深陷伶悟不能自拔了[s:97] [s:97] [s:97] 发吧，请杨老师继续发帖！！！！！[s:97] [s:97] [s:97]

杨维中

      邓丽君自己承认，她的心底，深受“眷村”文化的影响。所谓眷村，是一个奇特的群体，这里的居民，多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军人家庭。而国民党军的军人，今天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们并不是脸谱化的恶人，他们一样有自己的亲人，一样有好人和坏人，说到底，不过是另一群信仰不同的中国人罢了。而他们的军人身份，出入于生死之间，又使眷村的相当多事情，同样能够让大海这一边的人为之感动。      比如，有个长在眷村，和邓丽君背景相似的台湾空军子弟曾经这样记述小时候的事情-那时每天眷村的小孩儿都到村口去等大人下班回来，他们的爸爸多是台湾空军的飞行员。其中，关艾丽（飞行员关永华的女儿，关永华在一九五六年失事身亡）也和他们一起去。孩子们就笑她，说你又没有爸爸要等，来干什么呢？这时，交通车上下来的飞行员蔡冠伦听到了，马上走过来，一把抱起关艾丽，说：以后你每天来接叔叔好不好？
      虽然蔡冠伦后来进入了黑社会，成为台湾四海帮的老大，是正人君子心目中的所谓社会渣滓，而这一瞬间的蔡冠伦，赢得了我这个局外人永恒的尊敬。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邓丽君，对于这些阿兵哥，和他们忠于的那面旗帜，是怎样的心态，当可以想象，也可以想象如果看惯了戎马父辈的邓丽君，看到今天的台湾的兵们对阿扁“你是我的巧克力”的谄媚，又是怎样的心情。
      如果邓丽君活到今天，她会是怎样的呢？她的闺中密友林青霞怎样做的，已经让我们略可想象了。小时候得邓丽君酷爱照相，这是她自己跑到附近的照相馆所照的照片，还摆出了一个蛮大人的姿势。
      其实，写邓丽君和政治的关系时，依然给人一种心中澄净的感觉。因为，和大多数涉及政治的人不同，邓丽君从未利用她的政治活动中捞得什么好处，只是一次一次尽着她从心底认为“爱国”所应当尽的义务。邓丽君之于政治，一如她的歌声一样单纯。只是，歌声可以随心而转，而政治，对于单纯的邓丽君来说，带来的只有一次一次的伤害。
      讲政治对邓丽君的伤害，并不是泛泛而谈。而伤害她的不仅仅是政治。发生在1979年的护照案对邓丽君影响很大。当时，很多台湾艺人为了出入境方便都购买一本外国护照，邓丽君也用有一本印尼护照，本来这已经是心照不宣事情，却突遭日本出入境管理局驱逐，是一次让她很伤心的经历。
      此事背景复杂，和邓丽君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日本过于走红有极大的关系。这时，日本拒绝她入境，台湾又借口她逾期不归拒绝她回来（也可反证邓丽君“特务”身份的有名无实），大陆以当时的环境又不能去，邓丽君四顾茫然，几乎无家可归。她只好在香港安顿下来，努力发展-而邓丽君当时不懂粤语，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好在她性格坚韧，终于克服困苦重新走上成功之路-这时，台湾方面看重邓丽君的影响，大开绿灯劝她回台，把她作一张政治牌来打；而日本，又以歌迷的压力而一反初衷，请邓丽君回日本发展。
      人情冷暖，大概这数年间邓丽君已经体尝遍。此后，特别是八十年代末最终失去了回归大陆故乡的希望，使邓丽君颇受打击，她的身体日益衰弱，而旅居在外的生活，只能让这种衰弱越发严重。
      也许，这就叫做魂魄无家。

杨维中

       对最后十年的邓丽君来说，家在哪里，实在是很难清楚表达的事情。大陆。邓丽君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召开一次演唱会——“在露天，买不到票的观众也可以听到”。
      但是，这个愿望由于政治原因终于未能实现-而这个政治原因，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邓丽君的政治立场和她坚持的信念。从一九八五年，中国青年报上就登出了邓丽君的照片和介绍，邓丽君的粉丝，更是遍布大街小巷，大陆的人们，是很遗憾她没能过来的。大陆从未谋面的故乡，邓丽君是望而却步的。
      台湾。生在台湾，但生命最后几年的邓丽君似乎并不太愿意回台湾而宁可在香港，法国等地辗转。有人说这是1979年邓丽君因“护照案”返回台湾时，被台湾当局以“逾期不归”为名拒绝入境有关。而我的看法，台湾政治环境的变化，作为“外省人”的邓丽君不可能没有觉察。邓丽君最后一次回到台湾，是1994年，参加《永远的黄埔》晚会。今天的“中华民国”，只怕早已不再是邓丽君幼年时热爱的那个中华民国了吧。故园，或已不是当年的故园。
      日本呢？那里有无数邓丽君的歌迷，也是她演艺生活最集中的地方。1979年，因为“护照案”在日本深受欢迎的邓丽君被日本拒之门外出入境管理局驱逐，是一次让她很伤心的经历。同时，尽管歌迷们的热爱让邓丽君感动，那里终究不是自家的地方。邓丽君在日本的签名，始终不忘用中文来写，虽然，日文中没有“邓”这个字给她带来不少麻烦。
一如巴黎美国，良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
      邓丽君，只有继续流浪，无论身，还是心，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邓丽君在台北金宝山的墓地，台北的天气阴天居多，但奇怪的是每到邓丽君的忌辰，往往会变成一个晴天。难道，天也怜惜这个流浪的女儿？
      2007年，日本决定为邓丽君摄制纪念性的电视剧，计划于6月杀青。当我看到这部电视剧的名字时，不禁动容。那题目是《特蕾莎·邓——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一时间，竟有一种莫名的哀愁占据了我的心——邓丽君，你真的知道自己的家在山的那一边，还是在海的那一边么？）

谈秋水

原帖由 ywz 于 2008-7-4 08:58 发表

实不相瞒，我连想去深圳找她的念头都有！[s:97]

----------------有一首歌，不是邓小姐唱的，是张国荣和梅艳芳对唱的，
                    歌名我记不清了，但歌词记忆犹新，是：

                   你我相隔多么远，哪年哪天可相见，那处境可会改变。。。。。。
[s:15] [s:15] [s:15] [s:15]

唉，说真的，见了又如何？不见又如何？[s:6]
难道见了你又能舍下几十年来的木已成舟？？！！！[s:15] [s:15]
她呢，也是否一切都如您所想！？[s:11] [s:11]

缘份这东西，虽说是有今生没有来世，但错过了就无法再追回了，就算能追回也是面目全非了！！！！[s:18] [s:18] [s:18]
喔，我想起来了，张国荣和梅艳芳对唱的这首歌就叫“缘份”[s:15]

[ 本帖最后由 谈秋水 于 2008-7-25 15:43 编辑 ]

杨维中

胡不归去？我能归向何方？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也是邓丽君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一首歌。然而，歌中让人感觉最痛切的，还是她那种对于归宿的渴望和无法归去的忧伤。
      狭义上邓丽君热爱的，也许是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而广义上，她所爱的，更是这片我们共同的土地。旗帜可以变化，这在老百姓的眼中也许并不怎样重要，而这片土地万古长存。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邓丽君的爱国，也不是邓丽君的政治立场，说这些我感到词不达意，我想说的是：大人们把国家造成了两片，海的这边一半，海的那边一半，却让一个小小的女子来承担这其中的伤痛，是邓丽君的不幸，又是何等的不公平。
      对邓丽君这首歌，我们也可以忘掉其他的歌词，只记住邓丽君唱得最动情的那一段——“不要忘了我们生长的地方，是在山的那一边，山的那一边。”这已经足够。忘不了的何日君再来，忘不了那最后声声对妈妈的呼唤。
      也许，对那份清纯温柔的追忆，对那份无助伤痛的同情，也是邓丽君逝去十二年后，依然有这样多中国人念着她的原因之一。
      邓丽君，孤独的中国女儿，走好。

谈秋水

[s:6] [s:6] [s:6] 看来这个贴又要派生出一个重镑贴：

-----------------结婚了，爱人并不是最爱的人。。。。。

[s:14] [s:14] [s:14] [s:14] [s:14]

杨维中

原帖由 谈秋水 于 2008-7-25 15:17 发表
没看完，只快快翻了两页，[s:19] [s:19]

老大，看来您研究邓小姐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细碎呀！！！[s:33] [s:33] [s:33] [s:33]

不要让嫂子知道了，否则这几天你的吃喝都有问题！[s:30] [s:14] [s:97] [s:97 ...

呵呵，她从来不上网，只要我给她买一张电视剧的压缩版，动辄三四十集，她可以在客厅里看上个几天，我则落得个相安无事、悠哉悠哉！忽悠她还不是小菜一碟！[s:14] [s:14] [s:14]

杨维中

原帖由 谈秋水 于 2008-7-25 15:32 发表
[s:6] [s:6] [s:6] 看来这个贴又要派生出一个重镑贴：

-----------------结婚了，爱人并不是最爱的人。。。。。

[s:14] [s:14] [s:14] [s:14] [s:14]

嘁！本来就这么一回事嘛！最爱的人又无缘相厮守，这世道真不公平！:Q :Q :Q